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

　　对近代中国教育转型历程的回顾

　　从科举时代的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的比照来看，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步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但转型本身并非完全成功，科举时代的教育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不仅仅在实践层面如此，在社会心理层面更是如此。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100多年前那样的私塾教育存在，就是一个例证。

　　●传统科举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和集中灌输的形式，成千上万所学校散布在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广袤大地中，教学形式单调刻板，既没有进行启发、会通，也不重视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后科举时期。废科举后全国各地出现一股兴学热。

　　●新教育在转型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种种弊玻于是一些人转而回眸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企图从传统教育中挖掘现代精神，传统教育中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又被重新光大。

　　主张废止科举的满清大臣 张之洞

　　主张废止科举的满清大臣 袁世凯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新学拟订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 蔡元培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 梅贻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步履蹒跚地走进近代，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之间的斗争也由是展开。中国教育逐渐走上了西方教育的发展道路，近代教育也取代了传统教育。这是两个时代错位，两种文明碰撞的时期。

　　科举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照

　　传统科举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和集中灌输的形式，成千上万所学校散布在彼此孤立、相互封闭的广袤大地中，学生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一般十来个人。教师则死守着几部经书，反反复复讲述烂芝麻、陈谷子之类的东西，教学形式单调刻板，既没有进行启发、会通，也不重视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学生除了道德张扬和书写功能外，一无所能，也一无所用，成了社会废物。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普及教育和大规模的分班级按年级教学相比，中国传统教育的高分散低水平，高能耗低效益，人才数量与质量之低下，都是触目惊心的。

　　西方社会经过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洗礼，使教育脱离了中世纪蒙昧、黑暗的状态，尤其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指导思想，把封建旧教育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新教育，以培养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人才。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以增进国民知识、养成健全人格、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育在发展健全个人”。近代西方思想家斯宾塞也说过“教育就是自我发展”，是完美生活之预备。而传统的科举教育却驱使无数士人埋头八股，专注功名，汲汲以做官为己任，不顾民族危亡，不管社会进步。这样的教育只能产生平庸的儒生，忠实的奴才，却不能造就科技人才，孕育维新志士。

　　传统教育在科举制度的桎梏下，以读书做官为惟一归宿，所造就的只是考试机器或官迷；学生也惟利是图，读同样的书，循同样的格式，做同样的文章。自两汉以来，人的思想被禁锢了，志趣被湮没了，情感被宰割了，人格被扭曲了。这样的教育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不仅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也窒息了整个知识界，导致科学技术成为历史的失落，学问与实际脱离，知识与实践脱节，学者与创造分离，教育仅仅成为注重文化修养与人伦规范的一种贵族化训练，从而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表明传统科举制度下的教育违背了教育本质，丧失了教育精神。

　　人类活动总是朝着理性化、智性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活动也是如此。近代西方教育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熏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引导下，以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取向，迅速完成了自身的转化，“自由”、“民主”、“理性”、“人道”成为西方教育的基本思想，法律、逻辑、科学、哲学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内容，自强不息、追求不止、高尚人格、社会责任等成为西方教育的崭新精神。这表明近代西方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已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神权对人的束缚，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而传统科举教育却以人伦道德为价值取向，作为教育主体的人没有获得解放。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无数实惠，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无比虚荣，禁锢了传统教育下的士人，改变了传统教育的路径。

　　后科举时期教育发展的偏差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后科举时期。废科举后全国各地出现一股兴学热。随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专门教育到职业教育、社会教育、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特殊教育，近代新教育自成一体。从清末的壬寅-癸卯学制到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再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近代学制不断完善。从学部到教育部、从提学使司到教育厅、从学务公所到县教育局，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改革。从设计教学法、五段教学法到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从道尔顿制、温内特卡制到智力测验法、德可罗利法，近代教学方法日新月异。这表明近代教育的发展成就斐然，但新教育在后科举时期的转型并不成功。

　　首先是教育总量的不足阻滞了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取代了传统教育，承担了启蒙教育等职能。虽然新学堂的增长在数量上颇为惊人，但这对有着四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许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以1907年为例，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406186447人，小学堂数为34210所，也就是说平均11873人才有一所小学；学生总人数只有874642人，仅占总人口数的0.21%.这样，全国教育普及“如以千分之二·五之速度增加，则须四百年；如以千分之一之速度增加，则须一千年；如以千分之○·五之速度增加，则须二千年。”而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的低水平线，最低年份仅占1.46%（1930年），最高年份也不过4.8%（1935年）。教育经费的支绌又进一步制约着教育的普及。

　　其次是教育的贵族化延缓了教育的发展。新教育在废科举后出现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因学校严重短缺致使大多数适龄儿童上不了学；另一方面又因学校费用过高招不到学生。传统的科举教育以自学为主，士人耕读结合，教育费用低下，况且还有社会助学的环节。而近代新教育的学费相当可观，据张謇估算，在20世纪初江苏南通地区，一个家庭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学费35—50元（传统私塾仅需几元），而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只有12—15元，显然无力供养子女上学。高等教育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说：“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90元以下者占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种贵族化倾向使人们担心广大民众的文盲率不降反升。据王奇生研究，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而抗日战争前后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只有16%.这说明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再者是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若干年后学生所记得的，很可能不是教师所传授的某些具体知识，而是教师的音容笑貌和道德人品等。因此尽管鲁迅不喜欢私塾生活，但他对私塾老师的人品却称赞不已，称之为“绍兴城里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之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刻板而戕杀人性；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其关系如同“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这样新教育不可能像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都与人文精神的熏陶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校教育中人文精神不足可以说是近代新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一大遗憾。

　　还有是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由于新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人们在创办新教育的过程中只好搬抄西方的教育模式。以学制为例，壬寅—癸卯学制取法日本，壬子—癸丑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国人在办新教育时上至学校规章制度，下至教科书，事无巨细，不问国情，如数照搬。如胡适家乡的小学堂，为了与部章接轨，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要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每年另花六十块钱请人教英文和音乐。

　　最后是教育领域中科举的影响阴魂不散。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教育思想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废科举后蓬勃兴起的新教育也因受到科举陋习的侵蚀而被扭曲。各类教育唯课本是从，教学注重死记硬背，重理论而不重实验，重精神而不重常识，重抽象而不重具体，成了“科举之变相”。人们重视考试，“升学第一”，鄙视职业教育，冷落国民教育，这些现象几乎无时无地不在。

　　传统教育的现代价值

　　当人们在废除科举制度、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满以为旧教育的弊病从此可以一扫而空，可是其实际状况却不尽如人意，新教育在转型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种种弊玻于是一些人转而回眸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企图从传统教育中挖掘现代精神。这样中国传统教育中，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又被重新光大，私塾教育也以其个性化的特点得到了人们的青睐。

　　首先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将思想品德教育置于具体的知识传授过程之中，使学生既接受了文化知识，也受到了道德熏陶，做到知识与道德教育的两相照顾。私塾这种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法，能够收到专门作道德品质教育报告所收不到的效果。由于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水乳交融，学生铭刻在心，成为终身恪守的信条。

　　其次是私塾实施个别教育便于发展个性。由于私塾里的学生一般都比较少，塾师对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程度、思想状况都比较了解，因而便于因材施教，对不同学生能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发展学生的个性。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认为在传统的私塾中，“各人读各人的书，不是像现在，四五十个学生完全呆呆板板读一样书，学一样的东西……聪明的学生，给他多学一点。愚笨的学生，给他少学一点。不举行划一的考试，引起无所谓的竞争。倒用个别的指导，个别的考查，以资鼓励而促上进。对于学问的获得是如此，对于品格的训练也是如此。”

　　尽管私塾作为传统科举的依附从形式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波犹存，如湖南平江等地的“现代私塾”。这说明私塾在许多方面仍有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地方。

　　杨齐福（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著有《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