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作家和他的《圆明园大劫难》

　　布立赛近影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世界首屈一指的宫殿园林，惨遭劫掠焚毁的厄运。1861年，法国大文豪雨果痛斥这毁灭文明的野蛮行径。他说：“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我们所有教堂的全部宝物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巍峨壮丽的东方博物馆。”

　　圆明园的历史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民族苦难屈辱历史的象征，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代名词。而在英法两国，公众对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却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自1860年以来的140多年间，英法两国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专著。直到2003年，这项空白才由一个法国学者填补。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那年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写成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下简称《大劫难》）。

　　9月5日，记者在《大劫难》中文版发行座谈会上初识温文尔雅的布立赛先生。布立赛1941年出生于法国鲁昂，获得过文学、艺术和历史学士学位，索邦大学历史高等研究文凭。曾担任法国《费加罗报》、《巴黎人报》特派记者，《玛丽亚娜》杂志总编，担任过历史学和艺术史教授。

　　1979年首次中国之旅，布立赛发现了璀燦的中华文明。在西安参观兵马俑时，他退到一边哭了起来。他说：“何等地激动！我一生中曾有两次因如此激动而流泪，另一次是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前。”从此，布立赛的心留在了中国，25年来到过中国13次。

　　2000年10月的中国之旅使他萌生了写《大劫难》的念头。那年，他带着一本法国出版的旅游手册，手册上写着在颐和园附近有圆明园废墟，并提到法英联军曾到过那里，但语焉不详。布立赛来到圆明园，苍凉的废墟使他充满忧伤和愁绪，他写道：“这座早被西方人摧毁的皇家御苑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到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犯下如此大罪，我怒火中烧，握紧双拳，想到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时，不禁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

　　令布立赛感到羞愧的是，他竟不知道圆明园曾遭受过一场浩劫，不知道法国是这场浩劫的制造者之一。虽然不懂汉语，虽然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去跋涉，写一部圆明园浩劫史！

　　从2000年到2002年，布立赛花了两年时间，走遍法、英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集到英法联军的军人、翻译及其亲属等留下的大量文字记录。他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笔触，为西方读者揭开英法历史上那不光彩的一页，从而加强了人类对那场灾难的集体记忆。他全面回顾和揭示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进程及后果，毫不含糊地指出，对华“远征”，就是殖民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走私合化法，就是强迫中国接受最高级别的有组织贩毒。

　　目前，《大劫难》的法文版第一版5000册已经售罄，出版社准备再版。布立赛告诉记者，希拉克总统在写给他的信中，对此书有助于“澄清历史而感到欣慰”。布立赛说，也许有不同意见，但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认同“记忆的责任”这个概念。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对“记忆的责任”做了如下解释：它“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布立赛也有自己的解释———可以原谅，不可以忘却。他认为，战后60年，欧洲加强了对纳粹罪恶的“记忆责任”。但是，对于以往殖民史、帝国主义侵略史方面的“记忆责任”同样应该加强。他说：“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历史学家所担当的记忆责任尤为沉重。有战胜者写的历史，也有战败者写的历史。我希望中国学者根据清朝的史料写一本专著。这样，两相对照，我们就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布立赛说，中国学者只要需要，他愿意无偿提供使用，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承担起记忆的责任。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9月10日 第二版)

　　作者：本报记者　郑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