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非要“出国培训”吗？

　　9月6日人民网转载成都晚报的一则消息称，四川５厅座赴美“当官”。报道说，来自四川省商务厅、农业厅、法制办、农机局和知识产权局的３名厅级领导干部和２名厅级后备干部将被派往美国，接受首期６个月至８个月的大学理论强化学习和地方政府部门顶岗培训。据介绍，这不仅在四川省属首次，而且在选派学员规模、专业结构、职务层次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对此，我想泼一盆冷水：“首次”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居全国“前列”更不等于政绩“先进”。

　　据介绍，这次派往美国的５名干部，其年龄都在45岁以下，精通英语，工作背景满足外方提供的岗位要求；他们将分别在明尼苏达大学、乔治亚大学进行３个月相关理论知识以及语言强化的培训后，再进行３个月的岗位实习培训。——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必要？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既然培训对象都“精通英语”，那么，还要花费时间进行“语言强化培训”干什么？你们这样“安排”，难道就没有发现其中的“破绽”和矛盾吗？四川省有关组织部门能否就此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觉得，纳税人的钱，既不可挪作“公费旅游”之用，也不应该为官员到国外“外语培训”买单，若实在需要提高外语水平，在国内搞不可以吗？

　　看来，整个培训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论知识”学习，二是“岗位实习”。理论学习，在国内不可以进行吗？从中央到地方，除各级党校、行政干校专门从事干部理论教育之外，全国还有大约2000所各种类别的大专院校，他们都不能胜任官员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吗？或者这样，把有关专家从国外“请进来”，我们这里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听课，省时省力，岂不更好？！其实，国外的理论我们已经翻译过来不算少了，何必非得千里迢迢跑到国外去“取经”呢？

　　至于“岗位培训”，我看更无必要非到国外去不可。关键是，两者国情相去甚远，西方社会的运作方式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人在那里会“水土不服”的，除了旅游观光赏心悦目之类，在那里究竟能学到多少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本领？在这里，我想强调说指出，“岗位培训”的确是必要的，但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并且最好是到基层，到贫困地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相信，从思想感情到工作能力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启示和提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此培训官员，时下的中国实在是难以承受财政上的负担。据了解，我国官员在美国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相互仿效，相互攀比。据悉，我国每年派出在职人员出国培训约4万人次。人们不妨计算一下，这该花费多少纳税人的汗水啊！

　　现在，不仅仅是地市级官员要出国培训，在乡村也有出国学习考察的。例如在浙江，东台23名村支书赴韩国开眼界，来自全市各镇的23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首次跨出国门学习考察，开拓视野。当然，我不是说村干部不可以出国考察，我只是说，考察一定要讲究实效，不能是走马观花，否则，就是“公款旅游”。不能将“公费旅游”作为某种“奖励”的方式和手段。

　　国外也看清了中国这个“培训大市潮，从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由于这一培训，每年2.5亿英镑的市场利润高达七成，许多英国大学及语言学校已展开激烈角逐（光明网，2004年8月26日）。在瑞士，2004年赴瑞士培训：5年计划600人。专门设有一个“中国瑞士培训中心”，有一座３星级饭店，已经被选定为今后５年内培训６００名中国

　　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亚洲也绝不甘人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1998年起就开办了“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吸引了大批中国地市级官员前往学习，这个班也因此得名为“市长班”。2001年4月，中国同新加坡签署了“中国高级官员赴新加坡考察学习计划”。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位课程主任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就这样说，“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因为）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当地媒体更直接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

　　(稿源：红网)

　　(作者：王克安)

　　(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