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文：一部曲折厚重的家族传奇

　　“老艺文”作为重庆私营经济史上十分著名的老字号，在重庆几乎无人不知。而其创始人魏家文先生的名望、业绩、信誉，重庆及至全国同行大都只能望其项背。

　　魏家文去年刚以89岁高龄去世。他的离去，不仅意味着一个生逢乱世、饱经沧桑、在历史和命运的大潮中数次挣扎、数度沉浮的经商天才跌宕人生的终结，也意味着“老艺文”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巅峰、一类辉煌的结束。

　　以魏家文为核心的一个历时大半个世纪，历经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来“公私合营”、“整风反右”及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并跨越前后三代人的一部家族传奇，因着一出三姐妹同侍一夫的恩怨情仇，一场旷日持久、至死方休的爱情战争，更显错综复杂、波诡云谲、凄婉动人。

　　为了让这段极不寻常的过去在时光的河流中不被湮没，魏家文亲生女儿、一直十分低调的家族企业掌门人魏渝华、魏大久、魏大合三姐妹终于克服种种矛盾顾虑，接受本刊独家专访，首次公开披露一向为外人猜测议论、令族人讳莫如深的家族秘史。她们特别感叹，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大宅门》至今让她们共鸣回味，“大宅门”是传奇，“老艺文”也是传奇。无锡名士一场落难重庆小伙同娶二妻

　　1945年，江苏无锡，监狱。一天，两位神情焦虑的年轻小姐前来探监。两人均留齐耳短发，着素色旗袍，肤色白皙，言谈文雅，一看便知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她们是两姐妹，姐姐叫张伟芬，妹妹叫张艺芬，她们是代表母亲周金贞及其他亲人专程前来探望她们的父亲张瑞初的。

　　在丰饶富庶、人杰地灵、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张瑞初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先是担任《新无锡报》总编辑，后创办《新锡日报》，任主编。时值日伪统治无锡，爱国进步的张瑞初屡次撰稿含沙射影、讥讽日伪，阅者读来每每心领神会，暗暗称快，但他也由此引祸及身。1945年，因《新锡日报》所载报道未经日本特务机关检查，又有副刊文句冲撞日伪，报社三名记者被日本宪兵队通缉，副刊主编被捕，年近六旬的张瑞初也因此牵涉入狱。

　　在冰冷潮湿的监狱里，父女终于相见。面对身陷牢狱、患有肺病的父亲，姐妹俩十分难过。姐姐伟芬强作笑脸告诉父亲，家里一切安好，不要挂念。而一贯将聪明能干的二女儿艺芬视作儿子的张瑞初则充满期待地握着其手说：“艺芬啊，这个家就全靠你了……”泪眼相对之间，探视时间已到，姐妹俩无奈与父亲依依惜别。

　　在姐妹俩一步三回头地离去的时候，她们不可能知道，因为父亲的落难以及这次不寻常的探视，她们三姐妹（艺芬之后还有一个妹妹张小芹）的命运也脱离了她们原本应有的正常轨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改变她们命运的人叫魏家文，重庆忠县人，1915年生。其祖父两辈行医为业，家道小康，总共八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魏家文6岁时，三个胞兄先后在军阀混战中丧生，母亲因此一病不起而去，其父亲也急疯而亡。长至14岁时，魏家文徒步到了重庆，投奔在军阀刘湘创办的机械制造厂任工程师的姐夫，开始在重庆公路局路灯管理所做小工。后来因缘际遇，他又先后到过香港、南京、上海等地谋职。

　　张瑞初在狱中苦熬的时候，魏家文已来到无锡，时年30岁。他住在当地一个亲戚家里，无锡监狱的监狱长正好是他亲戚的朋友。张家姐妹探监这天，他也在监狱与朋友聊天。眼看着姐妹俩为父亲担忧无助的样子，心动于两位江南女子那份特有的恬静温婉，他问一旁的监狱长：“刚过去的女孩子是谁？”监狱长遂将其中因果一一道出。

　　在监狱长的介绍下，他们彼此认识了。魏家文怜惜张家子女的孝顺，又感佩于张瑞初的气节，决心想法救出张瑞初，帮助姐妹俩。几经周折后，在魏家文朋友的帮助下，张瑞初终获保外就医。

　　文人气甚浓的张瑞初回到家后，获知自己出狱的前后经过，再加上女儿们的一番描述，自然把魏家文视为救命恩人，请来家中当面道谢。魏家文虽然只有私塾文化，但高大俊朗的他阅历丰富，礼数周全，又讲究穿衣打扮，言谈不俗，宾主相见，相谈甚欢。当张瑞初察觉两个女儿都对魏家文情有所钟时，为报解救之恩，决定将大女儿许配给魏家文。

　　张家乃书香门第，张伟芬、张艺芬也颇受熏陶。张伟芬是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张艺芬则毕业于上海商科学校。两姐妹虽然文化程度相差无几，但性格迥异。长艺芬两岁的大姐伟芬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当时年方21岁的妹妹艺芬则开朗活泼，明媚动人，所以在父亲眼里，次女应该是不愁嫁的。

　　1946年的一天，张瑞初把艺芬叫到床前，说艺芬啊你漂亮聪明能干，不愁没人爱，我只担心你姐姐，她的婚姻解决起来比你困难，你就让你姐与魏家文结婚吧。艺芬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好反对，就将父亲的决定悄悄告诉了魏家文。偏偏魏家文不同意，说如果不让他娶艺芬，他宁愿谁也不娶。这让张家十分为难。于是艺芬提议，由魏家文正式娶大姐，她愿意不要名分做魏家文的小房太太。事已至此，再加上姐妹二人感情甚好，张瑞初别无他法，也就默许了。

　　消息传出，无锡县城内顿时一片飞短流长。虽然在当时的旧中国男人娶两房三房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两姐妹同嫁一夫仍然少有，对一个书香世家来说，更不是好听的。张瑞初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

　　娶媳嫁女乃人生大事，照当时张家情形，再怎么不济，也是应该热闹热闹的，何况张瑞初很疼爱他的女儿们。但他们的婚礼因此种种的确非常低调，可是当地的报纸还是把这些事不同程度地渲染了一番。张瑞初积郁在心，再加上原来的肺病，在女儿结婚的第二年，已官至无锡商会会长的张瑞初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也是在1947年，魏家文的头两个孩子魏大刚、魏大红也相继来到这个世界。在一片喜悦祥和中，魏家文与伟芬、艺芬两个太太也相处和睦。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婚姻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和情感埋下了悲剧性的祸根。

　　在无锡继续生活两年后，魏家文开始想回家乡重庆了。1949年，他将一家人在无锡所有的家产抵押换得18两黄金，带着岳母、两个两岁的孩子、两个又将临盆的妻子，以及三妹张小芹、五弟张寿生（张家在前面三个女儿后又陆续生下四弟、五弟。四弟张虎生当时因肺病留在了无锡，1951年夭折）一大家人，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

　　这一走就是3个月，一行人辗转几个省，期间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不在话下。寒冬2月，途经江西南昌，伟芬生下了魏家第三个孩子南华。当时人地生疏，又值解放初期，一家老小没少遭罪。熬到初春3月，刚到重庆的他们还没站稳脚跟，艺芬腹中的渝华也落地了。举家千里返乡“艺文”从打字起家

　　魏家文将一众家眷在重庆安顿下来后，开始寻求发展。经过战火与解放的洪流，这个城市的外观虽然已经不是走时的面貌，但骨子里的性情改不了，比如天空灰色的时候总是很多，行走的人群总是很匆忙。这与魏家文的性格很投契，他就靠着在无锡抵押家产攒下的18两黄金的底子，在当时人气充足、较为繁华的民生路租了一栋三楼一底的房子，上面三层居住，底楼门面就用来成立了“艺文打字研修学校”。

　　他不是平白想到做这个的。当年他还在重庆公路局做小工的时候，公路局电业社的德国洋买办就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天，这个“稀罕物”忽然发生故障，洋买办跑遍重庆城都找不到人能够修理，急得直跳脚。魏家文出于好奇心试了试，居然在一无资料、二无配件的情况下，把洋机器打整得利利索索。此后，他就一边做电工，一边维修电业社的英文打字机，一干就是六七年，可谓是经验丰厚。

　　把打字研修校取名“艺文”，乃是魏家文将他自己和二太太艺芬的名字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暗含他对二太太的一片爱意。二太太不仅会会计、统计，还会英文、日文打字，且速度很快，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了不起的“才女”了。凭着这些技艺，魏家文和二太太广收学生，当时解放后刚成立的西南局政府急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他们培训的打字员都输送到了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五弟张寿生）。这是魏家文心里很沉实的一个骄傲。当然他一直不太习惯说这些，就像他在培训学员时，也不太多说，更不训斥喝责，只讲要领，讲方法，然后在旁边看着，遇到问题指点一下。

　　后来，使用打字机的单位多了，维修和保养业务也随之增加。魏家文就将“艺文打字研修校”改为“艺文打字研究社”，专门维修打字机。大太太负责管账，把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当时重庆有5家做这行的，竞争有些激烈。但魏家文做事踏实，技艺精湛，又很讲信用，顾客跟他打交道很放心。所以，“艺文”是5家店铺中生意最好的。

　　家境在这时候也逐渐好了起来，魏家能请上四个保姆了。魏渝华回忆说，这段时期是他们八九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光，家庭融洽，物质丰裕，没人会想到生活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当时左邻右舍小孩都会念一个顺口溜：“吃的是饭，穿的是绸，上街打点摩登红。”说的就是魏家。“钢头牌”蜡纸诞生“艺文”“升级”国营

　　从1949年“艺文打字研修学校”成立开始，“老艺文”家业至今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尤其是每一个转折的关头，都能和时代找到对接的出口。1956年，合作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的5家企业也要走合作化的路子。魏家文把民生路的房子腾出来，带头成立了“艺文打字机生产合作社”，还把设备、流动资金都捐献给了合作社，自己则另外在枇杷山正街租了一幢房子居住。

　　当时的打字机打字是用字钉撞击蜡纸，再通过蜡纸印出来，消耗量很大。更重要的是，蜡纸必须要新鲜，这样打出来的字才又清晰又节约纸。这是个很高的要求。而当时只有上海和杭州生产蜡纸，运到重庆后，再通过百货大楼周转一番再零售，中间耗时3个月，蜡纸变得不再新鲜，再加上运费、劳务费等成本，这蜡纸用起来就不太划算了。魏家文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直没付诸实施。在和三姐妹商量过后，他决定开始行动：研制重庆自己的品牌蜡纸。

　　可要自己研制蜡纸并不是一件易事，魏家文为此不舍昼夜。遇到技术上的难题，他更是一趟趟跑到上海同行那里反复学习，终于，“钢头牌”打字蜡纸研制成功了。由于质量好，产品鲜，少了运输成本，令外地产品无法竞争，“钢头牌”蜡纸因而逐步占领重庆及西南市场。当时重庆文化用品厂的黄松白科长几次来到研究社，不断要求扩大再生产，产品由文化站全部收购，于是，合作社利润倍增。不到一年，就成为国营打字机厂。那是1957年。第一次被发配劳教魏家的离婚与再婚

　　在一些历史的节点上，今天回过头去看，历史对更多的人可能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理性的词语，比如“错误”、“荒诞”等，但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因为人生可能就此拐弯，如烟的往事也就满含了复杂的况味和辛酸。对于魏家文来说，关于1957年—1958年的那一段记忆，其烫在生命中的痕迹也许比任何一段都深刻、强烈。

　　1957年，在合作化后，开始“整风反右”。问题来了。国营的重庆打字机厂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打字机维修车间，另一块就是打字蜡纸生产车间。由于蜡纸车间利润高，很赚钱，吃着大锅饭的维修人员就认为可以轻松享福了，对工作开始应付了事，时常在上班时把车间大门一关，盖碗茶、凉躺椅、扑克牌、小人书、龙门阵，悠闲得很。魏家文听说后到修理车间提出了严肃批评，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同时，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魏家文也直率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大锅饭、铁饭碗是培养懒汉的温床。”那时候，要扣帽子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魏家文因此与大太太一起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多次被批斗。1958年底又被开除公职，与大太太双双被发配到了松山化工厂工地劳动教养。为此年老体衰的岳母气得瘫痪在床，于1962年去世。

　　就在魏家文与大太太被发配劳教的同一年，33岁的二太太张艺芬和魏家文离了婚，结束了自己12年的婚姻生活。至于原因复杂且多，而最主要的，则缘于整个家庭长期存在的与众不同的婚姻关系。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夫多妻必然被视为“畸形”，魏家文也因此一直被外界指责和诟病。这种“众口烁金”的力量，张艺芬早就感觉到了。到1958年，随着运动的愈发猛烈，这样的压力让一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二太太不堪重负。再加上那时候孩子们都大了，要读书，要发展，如果因为家庭背景影响了他们的前途，那是作为母亲的二太太无论如何所不愿看到的。她想，就让这样的“畸形婚姻”尽早结束罢了。

　　张艺芬选择了自己离开。因为，她不愿让她大姐与丈夫离婚，尽管她和魏家文的感情原本很好。此后的1961年，她调到松藻煤矿工作，直到退休。

　　二太太与自己分了手，后来大太太也在文革初期迫于形势的压力与魏家文离了婚，带着自己亲生子女搬了出去，魏家文的后半辈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和三太太张小芹一起度过的，而且越到后来，渐渐年老的他愈加表现出对这位三太太的依赖。但他们正式公开关系，是在魏家文1964年去成都后。魏渝华清晰地记得，她那时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户口簿上“妻子”一栏，赫然写上了张小芹的名字。那一年，张小芹刚满30岁，魏家文49岁。对老行当痴心不改又遭抄家和管制

　　1959年底，魏家文从松山回家，因为肺病，就在家休养。1961年全国搞城市人民公社，七星岗人民公社找到魏家文说想成立一个打字机维修车间，请他负责技术。能再次工作，又是熟悉的行当，魏家文感到很高兴。在家休养的那段时间，他时常觉得自己耳边回响着打字机的啪啪声，恍然又像回到了车间。

　　当时魏家文带着几个学徒，很多知情人听到魏老师出来都很高兴。魏家文对人态度好，技术又过硬，老顾客都带着新顾客来，很快就开始创收了。1962年—1963年，经营状况都很好。这时，公社来了新领导，这位领导一来就听说魏家文有两个老婆，认为其肯定不是好人，就欲将魏家文调到红炉车间去打铁。那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又瘦又有肺病的魏家文显然不能承受。但那个时候，个人的力量和呼声是如此的渺小和微弱，不服从安排就不让你上班。但中山一路的车间两三年后就关闭了。

　　魏家文性情也是很倔的，车间关闭后，他就想，不准在重庆干，我就转移到成都去，总要找条活路。1964年，魏家文留下读初中的三个子女和大太太，带着张小芹和8个子女到了成都。在成都西城区工商局的批准下，与同行朋友一起成立的集体企业很快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1965年底，七星岗人民公社书记喊大太太去给魏家文说，休想在成都干下去。他这边则一次次给西城区施压。直到现在，魏大久仍然清楚地记得，她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听到姐姐大声哭，很多人混乱的脚步来来往往，不断有东西撞击的声音。姐姐说是在抄家，说是非法经营，值钱的全都被抄走了。当天晚上魏家文被抓走就没有回来，接着以“非法合伙”被判三年管制。晚年苦尽甘来都过去了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所有的历史细节和个人的生活都卷在其中向前走。魏家文在“文革”期间也饱受磨难，1976年甚至因“翻案抗改造”被判入狱5年。1981年劳改出来后，很多熟悉他的老顾客都想请他。魏家文第七次白手起家。他受聘于四川省测绘二队，成立“艺文仪器打字机修配厂”，重新开始他的打字机生涯。他凭着自己的信誉和上海打字机厂老友的大力支持，用上海打字机厂的“双鸽牌”打字机散件，组装成“双鸽”打字机出售。短短几年，就将修配厂搞得红红火火。

　　1986年，引导我国打字机行业根本性变革的四通打字机研制成功。当时正在为重开“艺文”做准备的魏家文以敏锐的触觉，连续三次到北京要货，由于供不应求，三次落空。后来北京打字机行的经理刘兴州知道此事后，主动将他的样机拿了出来。魏家文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1986年底，魏家文从受聘的川测二队大集体的“艺文厂”辞职，叫上当时在一家街道办服装厂做临时工的女儿魏渝华，并在三太太的鼎力支持下，于1987年2月终于把属于自己的现代办公用品服务部开了起来。这是魏家文一生中的第八次创业，当时已是72岁高龄的他，算是创下了重庆市至今无人能破的高龄创业的纪录。为了避免与当时还在经营的川测“艺文厂”重名，同时更因为不愿意放弃自己创下的这一老招牌，魏家文就把自己的服务部名称定名为“老艺文”。

　　然而，事情做起来还是远比想象的要艰难。他们仅是为“老艺文”跑执照就用了两三个月。搞打字这种特色行业，必须要得到派出所、公安分局特种行业组等部门的审查批准，但在拖了三个月后，一切仍是遥遥无期。无奈之下，魏家文直接上访到了市局特行科，幸运的是，一个姓张的科长明白其来意后，很是有礼，立即吩咐助手着手办理。

　　就这样，如今企业的前身至此成立了起来。这时，困难远未结束。成立之初，因为政策限制，个人不能经销打字机，只能做维修，无奈之下，服务部只有挂靠在一个皮包公司上。

　　出于以培训带销售的生存策略，他们培训人员不收一分钱。所有客户都被告之买“老艺文”的打字机，都将享受免费培训的服务。终于，重钢成为第一个用户。当“老艺文”可以免费培训任意数目的打字员的消息传出后，一月内“老艺文”便卖出了几十台机器。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1994年，魏家文退居二线。同年10月，渝华、大久、大合三姐妹正式接手公司。时年魏家文79岁，终于放缓了他一直不停歇的脚步，开始享受最后10年的晚年生活。作为重庆最老的私营企业之一，该公司在三姐妹的配合下，沿袭父亲讲诚信、讲信誉的品质，使公司在业界颇有声望，常获得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各种表彰，并连续几年在全国同行中获得销售质量奖。同时她们还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骨干员工，准备接她们的班。

　　而作为重庆第一代且十分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魏家文也是荣誉等身，曾担任过渝中区政协委员、全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市工商联民营企业家协会理事、市商业经济学协会副会长、渝中区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等职。

　　尽管魏家文在业界声望很高，但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既很威严，也充满慈爱。小时候孩子们生病，能干的父亲往往亲自给他们打针、吃药。家人剪发裁衣也常由父亲亲自动手操刀。魏家家教甚严，孩子们从小就被反复告诫，那些做人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去世后，没有一个孩子争家产。

　　人生是一个轮回，魏家文老了，开始像当年孩子们需要他一样地需要孩子们。在三个女儿在渝中区南区路买来办公的那栋小楼上的一套房子里，魏家文和三太太整整住了8年。房子不大，但魏家文很是喜欢。女儿们曾希望他住到她们安在“龙湖”的家里去，他不去，说白天没人，太孤单冷清。这里热闹。他要和孩子们一起。

　　2004年，89岁的魏家文因病去世。他立下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向长江，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回归故里忠县，最终融入大海。至死，魏家文都对他错综复杂、令人疑惑不解的婚姻情感闭口不谈，但将意有所指的“老艺文”的招牌沿用至今，也许透露出了他的一丝心迹。魏家兄妹11人：11段不尽的悲喜人生

　　魏家文的二太太张艺芬育有6个孩子，一子五女，大哥魏大刚，阿四渝华、阿五红华、阿七大琪、阿九大久、阿十大合；大太太则有5个，两子三女，阿二大红、阿三南华、阿六大乐（男）、阿八洪园、11弟大作（男）。

　　大作和大合1956年出生，两年后，历史的阴霾忽然笼罩在了魏家兄妹头顶上，11个人生的起点由此注定了泥泞不堪。1963年，初中毕业的魏大刚和魏大红在父亲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分子”后，失去了念高中的机会，随之后面9个兄妹也都丧失了支边、升学的资格，只有做临时工、当知青这两条仅有的路。

　　魏渝华的命运因为父亲魏家文的直接影响而拐了个大弯。她先是协助父亲经营老艺文现代办公用品服务部，后和九妹大久、十妹大合一起经营现在的魏家文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三姐妹的通力合作使得该公司成为重庆OA（办公自动化）行业里的佼佼者。

　　一直喜欢照顾弟妹的渝华，至今没要孩子。因为那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她31岁才结婚。但结婚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她既要孝敬母亲，还要顾及弟妹，当时的经济条件又请不起保姆，加上正值公司开张，因此一直没有生孩子。待到万事俱备，年龄又大了。没能成为母亲，渝华曾经很遗憾，感觉作为女人似乎有点不完美。但现在，已经习惯这一切的她已经归于平静。

　　大久是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她的丈夫也是事业有成。两人相敬如宾，生活幸福美满。

　　大合高中毕业后下乡三年，后自考了经济管理专业，现在公司管理业务。

　　其他几兄妹，虽没和“老艺文”的创业连在一起，但其命运都在“老艺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沉浮、跌宕。

　　1964年，大哥魏大刚被迫到了成都，跟着父亲魏家文学习打字机维修，后又被调到了成都砖瓦厂，日晒雨淋做临时工。自此，他的临时工生涯长达17年，直到1981年父亲平反昭雪，1982年落实政策后，命运才有了转机——在重庆精益眼镜公司，他从当时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并一直工作到1998年。而后，接手了位于重庆宾馆的老艺文公司的业务，一直经营至今。同时，因为政治原因，年轻时的魏大刚一直没有谈恋爱，直到改革开放后，已经30多岁的他才草率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由于婚后生活不幸福，几年后双方便分道扬镳。1989年，命运的眷顾让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经过5年苦恋，两人结婚，开始过上他真正满意的幸福生活。

　　相比众多的兄妹，漂亮的阿三南华的起步还算幸运，1966年她去了服装厂，1984年因为爱人的关系直接调到了珠海旅游局。她的爱人在珠海城建局工作，同济大学道桥专业毕业的，长她8岁。他们有个女儿，澳门大学工商管理毕业，现做财会工作。后来，因为南华的缘故，大乐和大作也去了珠海。大乐像父亲，聪明，动手能力强，现是珠海一家公司的技术骨干。而大作则在珠海当建筑师。

　　大红在成都铁二局上班，现已退休。丈夫因病已去世，儿子以教授钢琴为业，与母亲相依为命。

　　个子高、条子好、眼睛大、小名“娃娃”的红华，1970年到西昌农村插队落户，1974年母亲退休时，让她顶了班。上世纪80年代，她到川维工矿贸易商店当了营业员。1989年，她在30多岁时离婚，接着由野田薰担保，辞职留学日本。7年清苦的留学生活后，进入日本一家大型公司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全权负责中国市场。红华现定居上海，正努力享受高质量的单身生活。

　　大琪也很漂亮，从小在成都青少年体操队受训。后考上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结果因政审没通过，1976年去了广西当了两年知青。1978年广西一大型糖厂招工，她入选当上厂播音员，1982年在广西南宁结婚，此后调到省外办车队。这期间她参加中国人大在广西经委办的大专班，获得大专文凭。他们有一个女儿，在马耳他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学，今年刚毕业。

　　大琪1998年和丈夫协议离婚后，回到重庆。2001年认识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位退休工程师，去年完婚，如今正等着签证下来去美国。她一直在为幸福而努力。

　　十一个兄弟姐妹在事业和婚姻上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每一段经历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们说，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他们一辈子都要感谢邓小平……张家三姐妹魏家三太太一种命运三种悲哀

　　在命运之手的安排下，出身江南名士府第的三个互为亲姐妹的女人，先后都嫁与同一个男人作妻子。但在相同的婚姻归属下，性格不同、想法各异的她们，在自己的婚姻及生活道路上，又有着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情意，不同的结局。

　　大姐张伟芬性格沉静内向，不多言语，是习惯于把所有悲苦都埋在心底的那种女人。在她和妹妹同时见到魏家文，并为之情愫萌动的那一刻，她肯定不会想到，当父亲欲作主将她许配给魏家文，而魏家文却站出来声称非张艺芬不娶的时候，命运就已经剥夺了她享受爱情的权利。但是她仍然忠于自己的爱，愿意与自己喜欢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在她和魏家文漫长的婚姻中，她尽心尽力为魏家生儿育女。

　　继二太太艺芬之后，张伟芬是第二个选择与魏家文正式离婚的女人，时间是文革初期，除了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划清界限，也缘于她也终于悟懂，她与这个男人的确在一开始就没有爱的根基。

　　渝华三姐妹回忆说，当年在民生路的那栋三层小楼里，大妈带着她的孩子住在二楼，父亲则和自己母亲以及她们生活在三楼。性格本就古板内向的大妈面对丈夫的种种遭遇，家庭的种种变故，一味地沉默，不多言语，似乎很认命。也许后来她真想通了，更愿意一个人安静的过日子，离婚后，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搬离了魏家。1990年初期，她更是远赴珠海，彻底离开了重庆这个“是非”之地。现在已是80多岁的她身体硬朗，在珠海三女儿家过着颐养天年的平静生活。

　　虽然与大姐的际遇不完全相同，但后来也成为魏家太太的张家三妹小芹也没完全得到魏家文的心。当着她二姐的孩子们的面，她曾经伤心感叹：“你父亲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你母亲一个人。”

　　但三太太张小芹爱这个也是她姐夫的男人，谁追也不理，惊涛骇浪也不退。1958年，魏家文与大太太一起被送到松山化工厂劳教时，二太太也办了离婚手续离去。那时候，11个孩子的家都由她一个人操持。为了这个家，她自己一直没要孩子。特别是在那些年的种种“运动”中，那些“运动健将”们为了让张小芹揭发检举魏家文，曾将她绑在魏家文面前一鞭一鞭地抽打，抽到全身都是血印，她也咬着牙关不说一个字。

　　和魏家文生活得有多久，张小芹的倾力付出就有多久。魏家文后半生的衣食住用行都是由张小芹全权负责。魏家文卧病在床的最后4年里，张小芹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魏家文哪怕有一点细微的不对劲，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在魏家文离世前住医院的大半年里，她更是寸步不离。她的一生似乎就是专为魏家文而生，对她来说，魏家文就是她的天。孩子们也说，“阿姨”对父亲是绝对忠诚的。长这么大，她们没听到过“阿姨”说父亲一点不是。如今，年过古稀的她仍住在魏家文生前住的屋子里，每天，她都要为他插一束鲜花烧一炷香，陪他，并等待岁月的慢慢流逝。

　　至于二太太张艺芬，尽管1958年决意和魏家文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承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畸形婚姻”带来的种种巨大压力，但有些意味深长的潜在原因也不可忽略。据魏渝华推测，那时小姨小芹也介入了这份本来已很复杂的情感关系当中。她隐约记得当时母亲曾冲大妈嚷：“你这不是害了妹妹吗？”

　　12年的婚姻与付出不是一说了就能了的，但是伤了心的二太太张艺芬也只能在痛苦中选择远离。此后，她在当时的市中区工业局生产队种过菜搞过饲养，在煤铁公司的铁路大队挖过土石方，1961年，她调到松藻煤矿工作，直到1974年退休，让一个女儿顶了班。

　　魏家文自从同意和张艺芬离婚后，在此后的整整40年，就不再见她，也不让孩子们见她。张艺芬工休放假回重庆，只能住旅社或是朋友家，魏家文从不让她再迈进家门。整整“恨”了二太太40年的魏家文，就连她去世前，也不愿去见最后一面——除了送去一个花圈。虽然众多子女亲戚们心里都很清楚，在他的三个妻子中，他内心深处最爱的还是二太太张艺芬，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始终固执地认为艺芬提出离婚是对他一腔真情的一种“背叛”，是对这个家庭的一种“背叛”，而身为男人的他，不能容忍。

　　而二太太张艺芬尽管拥有了魏家文的真爱，但是离婚后，却用她残存的青春和以后漫长孤独的人生为这场爱情献祭。

　　张艺芬离婚时才33岁，在松藻煤矿，她是出了名的才貌双全。但她为人低调，很有爱心，本本份份地工作，不声不响地付出，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业余时间里，教矿工妻子打毛衣、唱歌、识字是她特别喜欢做的事。

　　文革期间，张艺芬还是因为魏家文受到牵连，说她不再婚是因为“留恋坏分子”，批斗她，还把她从矿上的邮政局调到了矿队里担泥巴。此后，她变得谨小慎微，与活泼开朗的年轻时候几乎判若两人。孑然一身多年后，直到退休，张艺芬才得以和已经长大的孩子们经常叙叙旧。孩子们曾经劝她找个老伴，已是心如止水的她淡淡地说：“一个人惯了。”她说，她是因为爱孩子想念孩子才不愿再婚的，她害怕再婚会使她永远失去孩子们的信任和爱。她要以她的单身来证明她当时选择离婚并非是背叛家庭。

　　此时的张艺芬，就连与从年轻时代就一直爱慕她的异国有情故人重逢，眼见对方老泪纵横、激动难抑，她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那个不远万里、飘洋过海专程来见张艺芬的异国倾慕者，叫野田薰，是当年日寇攻占无锡后，当地“日本居留民团”的职员。当时张艺芬为了养家糊口，经同学介绍，曾到那里当过两三年的打字员。因为美丽大方，有好几个日本人喜欢她，野田薰尤其痴情。张艺芬参加罢工、与日方讨价还价时，野田薰一边担心着她，一边尽己之力帮助她。当时“居留民团”负责人的夫人尾泽夫人也很喜欢张艺芬，就想撮合两人，但张艺芬并没动心。

　　1972年中日友好邦交恢复，尾泽夫人1987年一到无锡就开始找她，见面后回到日本，尾泽夫人又将她的讯息带给了野田薰。野田薰十分欣喜，在尚无机会前来中国之前，他开始与张艺芬鸿雁传书。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日本人野田薰，用毛笔，用一手整齐漂亮的蝇头小楷，用张艺芬的母语，表达着他对她的切切思念之情。

　　1990年，野田薰终于带着他的妻子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一了残年心愿，再见一见那个他朝思暮想了几十年的女人。张艺芬为此去了上海。已是白发苍苍的野田薰手拿当年有他们两人的集体照，一见到张艺芬，禁不住浑身颤抖，泪如泉涌。与他一起流下热泪的妻子说她丈夫一直都爱着这个中国姑娘。但那个在水一方的佳人，如今也是“尘满面，鬓如霜”。

　　野田薰原准备1997年5月再到重庆来叙旧的，因为脚突然受伤，准备伤好以后再来。但张艺芬等不到再见他一面了，这一年的6月，她脑溢血去世，时年73岁。野田薰得到消息后，也于次年1月离世。

　　张艺芬临去世前几个月，曾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撰写回忆录，但两三页稿纸翻过，她就再也不肯动笔了。而这份薄薄的“回忆录”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往事不堪回首……”

　　记者 朱丹青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