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社会合力 营造向善通道

　　社论

　　本报连续报道的广州“背包党”黑幕，已经成为市民密切关注的公共话题。近日来，各职能部门组织精兵强将，展开各种清查打击行动，这一专向穷人下手的黑恶势力短期内料必元气大伤遭受巨创无疑。

　　但媒体报道在先，打击行动在后，警方纵有预案，“背包党”已成惊弓之鸟，黑车站点早已人去楼空，团伙主犯和骨干力量大多望风而逃。更让人忧心的是，此役立首功者，即最早站出来向媒体报料揭穿黑幕的“背包党”叛逆者陈涛(化名)，这位天良不泯的勇者，却迫于种种危机至今不敢现身，藏匿在茫茫人海中。

　　此种状况，不由人不反思，倘若滋生“背包党”的深层根源得不到肃清，待整肃行动告一段落，公众注意力转移，风头过后，假以时日，“背包党”或其他类似黑恶势力未必不会卷土重来，重演旧事。

　　而此中深层根源，举其大者，阶层分化后弱势群体的困境，农民进城培训的阙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等等，诚如本报昨日社论所言，对于广州警方大力打击“砍手党”、“飞车党”、“背包党”的作为，我们不应仅视为对于社会黑恶势力的必要打击，更寄予以国家之力保护穷弱群体的期待，而这种保护当然又远非治安一项所能承载。

　　而对当下公众最关心的举报者陈涛的困境，除上述釜底抽薪的根本作为外，不乏诸多技术性措施成为可以努力的空间。陈涛反出“背包党”之后，媒体报道“背包党”余孽居然千里驱车到其家乡寻找本人进行报复，如此嚣张态势，倘无立竿见影的迎头痛击，着眼长远的周密部署，后果不难预料。保护类似陈涛这样的自爆黑幕者，警方或可考虑更积极的应对举措，化解其不报警则可能难逃追杀，报警则可能被追究责任的双重困境，对举报者，现行法律中固然无污点证人制度一说，但警方与其被动坐等举报者找上门来报警，何如出台积极的鼓励措施，甚而建立举报者绿色通道，在法律框架内承诺其既有的奖励措施，可能的最高责任，打消其顾虑，保障其安全？

　　另外，现在的举报者，就是过去的“背包党”，也是最初的被害人，此中身份转换，令人叹息。陈涛对记者说，只希望今后能找到一份不亏良心的工作，这份心愿令人心酸。将对贫弱群体的救助落到实处，帮助他们实现这个令人叹息心酸的心愿，应不仅是民政等相关社会救济机构的责任。

　　举报者陈涛身陷此番困境，部分媒体在技术上处置欠妥致其身份被泄露，是原因之一。对媒体而言，应当反思类似报道模式的改进空间，在新闻轰动的市场效应和当事人利益之间作毫不犹豫之取舍，尽一切可能地保护报料人的人身安全。

　　倘情势基本许可，成本堪能承受，正常的人性当有向善的可能，毕竟天生邪恶禀性凶悍者不在多数。正因为如此，一个和谐社会，既要设置防止让困窘的穷人走投无路之下上山落草的多重防线，更要注意多方合力，打造向善的通道，让堕落深渊的天良未泯者由此不但有幡然省悟的机会，还能有改恶向善的上升渠道。一个和谐社会，理应向每一个人群展示其可预期的前景，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缘人向社会人回归的成本，增加正常社会对堕落人群的吸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