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鼓励自发创作比盖卢浮宫重要

　　广州三年展艺术总监接受本报专访，谈中国城市化现象与艺术空间发展的“别样”性

　　9月8日至9日两天，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艺术总监侯瀚如一行在中华世纪坛向北京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新闻媒体介绍广州三年展的进展情况，同时举行“三角洲实验室”的第四次活动，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学者共同探讨有关城市的话题和艺术作品。

　　出生在广州的侯瀚如是目前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策展人之一，他告诉记者，这次来北京就是要以珠江三角洲地区高速、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为起点，期望能对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现象做出自己的观察和反映。

　　侯瀚如是公认最活跃的华人策展人之一，曾担任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2000上海双年展、2002年光州双年展，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分展的策展人。

　　“到处盖博物馆、歌剧院，浪费了发展机会”

　　新京报：你们的第四次“三角洲实验室”活动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进行？是偶然想到的还是要和即将开幕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打擂台？

　　侯瀚如：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想法，我们来的这个时机好像有点和别人打擂台。其实来北京的原因，一是北京是首都，要把信息发布出去当然要到媒体最集中的地方来，第二是北京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建筑师，有必要进行沟通，看看他们的作品，第三既然北京是最正统的地方，我们也是提供另外的展览方式给大家一个刺激，产生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新京报：你提出的策划主题“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重点是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和文化现状的解读，这是不是受到库哈斯的启发，他在1997年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就有过论述。

　　侯瀚如：他那样的提法的确给我们看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和他关心的角度不一样。他还是从建筑类型学的角度、城市类型以及相关的市场角度看问题。而我拒绝把珠江三角洲看作一个代表中国的标签，我想让别人理解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别样”的一个潜台词是制作一部“野史”，发现珠三角文化的丰富性。珠江三角洲可以说给我们特殊的机遇，也许能从中发现新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格局。

　　新京报：这种丰富性，也就是被以往的、现在的主流论述所忽略的部分？

　　侯瀚如：比如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有钱了，就学习美国、法国到处盖博物馆、歌剧院，当然这也有好处，可是也浪费了发展新模式的机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那些博物馆，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发挥艺术公共空间的作用呢？我觉得亚洲的新艺术是在街头发展起来的，比如广州很多艺术家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他们自己组织，自己长大，我认为鼓励这种自发的创作和组织要比盖十个卢浮宫更重要。

　　“三年展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

　　新京报：去年底启动的“三角洲实验室”系列活动，邀请不同学科、地区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学者用讲座、研讨会形式探讨各种城市化现象和问题，现在你对“实验室”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

　　侯瀚如：“实验室”这个概念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展览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延伸。不仅是一个展示，而是变成一个研究项目。对我来说展览是非常次要的，三年展已经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广东美术馆给我们一个展厅，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是给实验室使用，我们也通过讲座、讨论和艺术家、建筑师、学者、公众交流，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越了展览的概念。

　　“艺术的必要性在于和生存状况有关”

　　新京报：作为策展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一切偶然的、糟糕的错误、误解最后都合理化，以便向展览组委会、媒体交上一份完美的报告。

　　侯瀚如：我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这不是面子的问题，要看策展人的职业道德。但是判断一个展览的好坏需要时间的沉淀，不是一时就能下判断的。

　　新京报：那你认为怎样的展览才是好的？

　　侯瀚如：一个好的双年展当然要有好的艺术作品，要和当地有对话。我觉得艺术的必要性在于和人类生存状况有关。就一个展览来说如果和当地人没有交流，是很悲哀的。我最想做的其实不是策划一个展览，而是通过展览引发出一些提案，动员当地的人制定自己的发展图景。

　　采写/本报记者周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