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农村先进文化内生之路

　　农民如何摆脱文化贫困？基层文化领导权力真空如何填补？湛江市通过组织开展”三文”活动－－

　　探索农村先进文化内生之路

　　核心提示

　　农民真苦，也苦在精神生活长期和主流文化隔绝；农村真穷，也穷在农村文化贫困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扶助，基层文化设施严重不足；农业真危险，但有谁看到农村基层文化领导权十几年来旁落，更是弊端丛生。

　　如何改变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落后现状？如何找到有效途径直通农民内心的文化兴奋点？如何培育农村先进文化内生的长效机制？湛江市通过组织开展“三文”活动，力图打造农村先进文化的内生机制。我们聚焦湛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之局，让农民文化热起来，自信起来。

　　大潮走笔

　　农村先进文化如何内生？

　　只要对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目前我国基层文化建设缺失严重。正如湛江13000多个自然村的文化现状所呈现的那样，最低一级的文化管理机构——文化站都设在镇，其能量和影响力远不能够覆盖自然村。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集体组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趋向于弱化。基层文化管理缺失，各种文化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或关闭，或废弃，或挪作他用。自然村一级的文化建设近乎放任自流，有的人闲来无事，参与黄赌毒，有的人则定期组织一些半旅游性质的上访活动，有的人大力为神权与族权招魂。农村最基层文化领导权的真空状态，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

　　统计显示，和城市文化的强势比照，农村文化正在向边缘滑行。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因特网在城市的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许多农村乡镇没有书店，更别提散点分布的自然村。报刊杂志的缺乏，文化基础设施的缺乏，使农民创造和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低下，严重妨碍了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经济活动能力、收入创造能力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实现。贫困农村中许多人因为没有技能不敢出门打工，只能继续留守贫困，但出去打工的人还是不能得到幸福，因为农村的中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让他们在城市文明面前仍旧找不到适从之路。农民在文化贫困中被迫固步自封，由此引起的心理扭曲，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动因。

　　多年来，我国在扶贫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惟独文化扶贫却收效甚微。农村问题的研究者们渐渐意识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还得依靠毛泽东已经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不是靠城市文化具有侵略性质的灌输，不是靠几次“三下乡”来解决根本问题。湛江市委常委邓碧泉提出，要培育农村先进文化的内生机制，寻找蕴藏在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推陈出新，通过民间文艺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重塑农村文化的正气与主流。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关键是培育这个内生的先进性途径究竟应该如何找寻。两个在农村文化建设第一线的人:邓碧泉和李昌平对此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邓碧泉认为，针对农村基层文化领导权的旁落，应该继续发挥我党作为执政党优势重新抢占，并在抢占过程中充分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倡导、组织和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建立特色文化村、建设农村文化室(文化铺仔)、举办农村文化节这“三文”活动，重新让农民享受健康、主流、符合农民习惯、具有农村优秀文化传统特色的文化生活，从另一方面也实现文化的固本强基。

　　李昌平则觉得只有实现农村基层自治，激发农民对规划未来生活的主人翁感，以农民为主体、领导者、参与者，这样农村基层建设才能取得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全面振兴。而基层的党组织应该在与民间组织的竞争中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先进性，用说服力而非强权来赢得领导权。

　　由此，在政府主导下如何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成为建设农村基层文化的一个争议中心。

　　两种模式究竟谁更符合农村先进文化内生的实践需要，我们将作为积极见证，继续跟踪。

　　文化视野

　　南疆文化走廊上几个“一点”

　　国道325、207湛江路段有一条由66个点组成的“南疆文化走廊”，吸引我们的是，湛江作为经济欠发达城市本身拿不出多少钱来搞文化建设，这66个点各显神通，在政府扶持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资金之源，并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

　　调楼村:自然村文化室长效一点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有人尝试在自然村中设立文化室，以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但当时没有找到适当的管理机制，也没有充分估计运作成本，这些文化室昙花一现，不久即宣告消亡。

　　调楼村的文化室则有意识地放在乡村小卖部的旁边，鼓励大家到小卖部消费的时候，趁便到图书室、电教室去坐坐，看看书和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所需的水电费等由小卖部老板解决，里面的基础设施如书、桌椅、板凳等都由湛江市提供，价值大约两万元。

　　遂溪:民间艺术产业化一点

　　遂溪的高桩狮子因为频频出席重大活动开幕式而被许多人注目，中法文化年，遂溪文屋村的舞狮队受邀去法国，更是博得满堂喝彩。因为舞狮的成功，遂溪竟然渐渐有了民间艺术产业化的端倪。国道周围数公里，有许多广告牌，号称自己是专业的搭楼村——这是专门为舞狮搭戏台的村子。还有专门的道具村。而舞狮队中的技术骨干，每个月还享受一千元的固定收入。舞狮队每次出国演出，总要拉企业赞助，为企业冠名，自己也获得了演出费用。舞狮队还拥有专门的经纪人公司，出门演出，自行发放宣传传单，市场化操作痕迹非常浓重。政府对这种民间自发的盈利模式大加扶持，舞狮队一年几十万元的收入统统予以免税。

　　蛤岭村:回乡工程捐助一点

　　蛤岭是回乡集资工程成功运作的一个特例。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荒僻渔村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有大量的人背井离乡外出寻找致富之机。以陈华为首的村民外出务工搞建筑或经商。打工文化的回潮让二十年后的小村庄几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全村村民都住上了两层以上的楼房。陈华等人近年还先后捐资2000多万元建起村中文化楼、自来水塔、塑胶球场、幼儿园；铺设硬底村道、架竖路灯；搭建大型进村牌楼；建商店；请来北京、深圳的专家规划建设村中生态公园，栽种各种奇花异木；开挖百亩荷塘，种植莲藕，在荷塘上建凉亭、九曲桥。要不是仍有人从事打鱼捕捞，这里和城市中的文明社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步入专门用作村民娱乐休息的文化楼。因为是上午，大多数村民正忙于农活，这个3层建筑在荷塘吹来的清风中安静伫立。专门的篮球场、乒乓球室、弈棋室看上去都非常新。书画展览室和村史展览室默默诉说着这个村庄过去的困乏和今天的富足与品位。

　　林召棠故居:政府投入一点

　　作为广东少数几个状元，林召棠在粤西农村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政府投入专门建起了林召棠纪念馆，修复了林召棠故居。虽然都是方寸之地，但据管理人员介绍，不少人特意前来观拜，也带动了霞街村服务业的发展。

　　本土的文化名人成为挖掘农村文化内生先进性的一大标志，湛江市委常委邓碧泉举例说，教育农民要有钉子精神不如教育他们向隔壁的状元公学习更能让人明白，更能达到实际目的。

　　吴村:集体经济补贴一点

　　吴村的文化室是记者行程中遇到的最规范集中的图书最多最新的一个。文化室的背后是五亩鱼塘，承包给人，承包费用全部用来贴补电费、水费和图书更新的费用。文化室位于吴村整个生态链条的中端。门前是一棵上百年的大榕树，村民们从清末开始就喜欢在树底下纳凉闲话，这一传统至今还很好地保持着。现在有了文化室，附近村落的小孩都被吸引过来。文化室前面是生态海滩，在文化室的窗户里还可以看到白鹭远翔。

　　雷州:城乡联合打造一点

　　南疆文化长廊中的66个选点绝大多数位于农村，点小而分散。雷州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加盟长廊，为长廊增添了文化的厚重度。雷州是广东唯一的县级历史文化名城，独特的雷文化、石狗形象具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但因为资金不足，许多明明属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却被别人抢注。雷州人对此非常焦急，邓碧泉对记者说，虽然公务员发工资都困难，雷州还是要挤出钱来搞文化建设，现在进行文化建设的热情异常高涨。

　　高端访谈

　　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邓碧泉:

　　旧瓶新酒改造农村文化

　　主流文化有形式化的危险

　　前不久湛江市委宣传部调研组历时两个月走访了湛江的600多个村庄，农村文化建设形势严峻。目前在不少农村，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党的主流文化建设有形式化、边缘化的危险，而与此同时，以续修家谱、诵经念佛为代表的民间传统习俗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党和政府的主流文化宣传与农村中既有的文化系统相互隔离，两不相干，情形尴尬。这种尴尬是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多种病痛的综合症。

　　农村先进文化不能靠灌输

　　长期以来，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基本做法是从外部输入，即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和主流媒体的宣传。这种办法是必要的，但光靠“三下乡”来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是远远不够的。湛江有13000多个自然村，而能够“三下乡”的团体有多少？农村量大面广线长，“三下乡”根本无法覆盖，就是能够享受到“三下乡”的村庄，一年一次的“下乡”又能发挥多大作用？经济困难的村庄对“三下乡”的演出和电影的有偿服务根本无能为力。“三下乡”不“三扎根”，就成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文化建设“基层”在自然村

　　许多人认为，乡镇所在地就是农村最基层，不论是资金支持，还是评比达标对象都是在乡镇文化站。农村的最基层其实应该是自然村，那里的文化建设却长期孤立、封闭、隔膜。湛江的每一个乡镇平均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拥有上百个村庄，大多数农民根本就不知道乡镇文化站设在哪里。农村文化阵地不牢，文化土壤“板结”。因此，湛江现在通过对农村先进文化内生性的挖掘，重新盘点文化资源，回收基层农村文化领导权。

　　以“三文”活动为突破口

　　通过实地察看，我们整理出一本《湛江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初探》以及几万字的农村文化调查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创建特色文化村、建设农村文化室、举办农村文化节的“三文”活动为突破口，培育农村先进文化内生机制的生成。

　　“旧瓶新酒”改造农村文化

　　我们发现农村文化落后的一面和其精髓一样根深蒂固。比如有些地方如果不以酬神为理由，根本就组织不起一场戏。许多戏台面向神社。但我们觉得从基层工作的实际出发的话，只能暂时容许这样的情形存在，但内容必须健康向上，对着神要演进步的戏。这就是“旧瓶装新酒”，争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将这种状况逐步改变。

　　他山之石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谏言人李昌平:

　　让农民规划自己的生活

　　搞文化建设，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取得的效果会截然不同。农村的文化建设主体问题一解决，先进文化内生性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我们在中国农村选择了一些固定收入在500元左右的村落，走社区为本的参与式综合发展道路。我们让农民自己开会，讲讲他们心目中这个村子三到五年之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让他们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农民一个个都非常激动，参与性完全调动起来了。

　　我们搞了一些选举，成立村民自己的社区发展委员会，设置水利管理组、文化建设组、小额贷款组、公路建设组、传统文化挖掘组等等，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提出行动方案，在获得政府同意和一定程度的扶助之后，付诸实施。我们基金会从旁协助。发展委员会的资金要有固定来源，比如专门为合作医疗配备茶园、果园等，在村子里建炼油坊，收入成为长期发展的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负责人刘老石:

　　我们的农村文艺合作社

　　一旦唱开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在北京郊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选取了一些点，搞农村文艺合作社。开展活动的形式非常简单，就是通过动员说服让农民自发地进行文艺活动，形成一定的固定团体。

　　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几乎不存在公共空间，农民各自上田，农闲时又大量出门打工。高音喇叭从田间撤下来之后，共同的精神生活就此全面缺失。许多文艺形式是被农民主动放弃的。但只要一有人动员，农民非常乐意参与。比如，我们到了河南之后，鼓励村子里的老大娘聚在一起唱豫剧，起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好意思，许多年没有唱，有的说忘了，有的说老了不搞花哨东西了，推来推去，但一旦唱开，就觉得其乐无穷，现在让他们停下来都不行了，因为他们在这些熟悉的形式中获得无尽乐趣。我觉得这一点和湛江培育农村先进文化内生机制异曲同工。

　　社员是村子的一张脸

　　农村文化里有许多落后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容许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合作社。成为我们的社员都要经过考核和审查，看有没有黄赌毒的嗜好啦，是不是法轮功成员，有了这样的入社机制，农民成为社员之后非常自尊自强，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子里文化精英人群，是村子的一张脸。社员自己提出不学习的合作社是临时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组织定期学习。前不久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来考察时，非常惊讶地发现文艺合作社的成员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现在进入这个合作社，还要考核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程度，程序还相当严格。我们作为旁观者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记者手记

　　心火重燃，热情归来

　　我们去的村庄里，有的已经有了文化室。有的文化室里的图书都是2000年前出版的旧读物，翻边卷角，摞在一个破旧的柜子里。屋子里的一切陈设因陋就简，最好的家具却是麻将台，4个中年妇女围台而坐，问她们几岁了，出不出去打工，表情悻悻然，爱理不理地仿佛嗔怪记者扰了她们的雅兴。

　　记者在冷遇中讪讪而退。这里的冷漠，和湛江市委宣传部部长邓碧泉接待我们一行时谈到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规划时的热烈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究竟应该如何让沉默已久、闲散已久的农民兴奋起来？文化基础设施旧了可以革新，没有的总可以重建，但当一种健康的习惯和好的意识都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基础设施照样可以成为摆设。湛江提出的农村文化内生机制究竟能不能使农民文化主体意识热情归来，心火重燃，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化新名词

　　文化铺仔

　　下放到自然村落中的文化活动场所，是基层文化生活的主要平台，多数采取便民读书室的形式。和自然村的小杂货铺并排，由杂货铺的老板负责日常管理，在小卖部招标之时，就把管理文化室的责任纳入标的，建立管理运营的长效机制。文化知识就像便利店里的商品一样深入到农民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去。

　　总策划:杨兴锋

　　统　筹:陈志红　陈　志

　　版式总监:赵小星

　　撰　文:本报记者　王雨吟　蔡日锦

　　通讯员:陈祥胜

　　摄　影:本报记者　刘力勤

　　图:

　　借助农民喜爱的民间歌舞，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湛江把先进文化内容注入到传统的文艺形式中。

　　雷州市专家学者在整理当地农民喜欢的民间曲艺书稿。

　　遂溪县新办的村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