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超女现象”引发的传播学思考

　　2005年的夏天，中国亿万电视观众的生活因为《超级女声》而变得热闹和精彩，这个大众娱乐节目神话般的崛起成了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超女摧枯拉朽般的辐射力，使得数万名超女选手引发和带动了数千万的“超女迷效应”。“粉丝”、“玉米”、“笔迷”、“凉粉”、“PK”等词语成为了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每周固定的荧屏亮相，观众狂热发送的手机短信，以及网上网下不同派别粉丝的互相叫骂，让几位名不经传的业余歌手，硬是变成了全国观众热爱的超级明星，成为千家万户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超女”热中，或许我们可以无视一群小女生为追求“音乐理想”历经挫折的辛酸和泪水，但却不能无视这样一组“天文数字”：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30,000项搜索结果。

　　然而，在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背后，相关的批判声不绝于耳———低俗、哗众取宠、没有社会责任感……一些人对超级女生狂热追逐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对此不屑，批评到批判，甚至漫骂。不过，这些都无法阻拦《超女》前进的步伐，由万人参与的海选一路走到了三甲诞生，成功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总动员。从这个角度说，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纯粹的娱乐版全民狂欢，而发展成为200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的一次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它，没有理由不解读它。当然《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娱乐节目，终究要曲终人散，但关于游戏规则以及游戏本身意义的争论却早已超越了娱乐的范畴，深入地影响并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公众心理，而这无疑是中国这一阶段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对于绝大多数陷入狂欢的大众而言，“超级女声”为他们送上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电视视觉盛宴。但跳出节目中选手的倾情演唱和粉丝们忠实追随的包围圈，“超级女声”的真正内涵，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电视品牌，包含了太多值得大众传媒学去思考的深义。

　　一、超级女声：大众文化流行的初露端倪

　　回望近年来，无论是风靡一时的《还珠格格》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只是影响了特定的观众群体，而《超级女声》却颠覆了这之前所谓的荧屏热点，引发了一场近乎全民总动员的声势。那么，在春晚这样的集大成者都难以吊起观众胃口的今天，这样一档被专家学者评为低俗的栏目何以能赢得从青春期女孩到大学老教授的一致喜爱，又何以在历时近半年的过程中吸引了数以万计忠实观众的注意的呢？

　　中国文化产品的供应，有个根本的痼疾，历来喜欢将自己的位置抬高，以一幅“救世主”和“传教士”的姿态来朝向大众，带有强烈的“教化子民”的高贵意识。不能否认这种文化心态背后的责任感，但在一个文化多元发展、大众审美素养和思维水平均得到全面提高的时代，这种“文化主人”的心态已经成为脱离大众的根本原因。电视一旦脱离了观众，观众又如何接受这种“教化”呢？

　　而长期以来，电视一直作为一种精英文化的形式存在，谁有资格上节目、可以上多长时间，这些都由媒体严格控制着；于是，频频出现在大小综艺节目中的都是那些经过苛刻标准筛选过后的歌星、歌唱艺人，或真或假用着专业唱法演唱的同时不忘摆出一副精英姿态。然而太多相同的模式，也太多类似的真假表演，说着唱着听了千百遍的话和歌，时间久了，耳朵腻烦了，观众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在诸多的雷同之间，《超级女声》生机勃勃地跳了出来，从本质上来看它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就迥异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它也告别了靠明星取悦大众的模式，却打出“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牌。正如《超级女声》自己的定位：是“一场没有门槛的大众歌会”，用《超女》的宣传语说，就是“想唱就唱”，而且随意歌唱的舞台延伸到了以往门槛高筑的电视屏幕上。于是，一群大部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孩，几个和音乐搭边或不太搭边的业余评委就呈上了一场平民化、卡拉OK式的电视盛宴，在草根选秀的过程中演绎了一场大众想要却一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由谁满足的全民狂欢。也正缘于这样的出发点，超级女声造就了两种立场鲜明的阵营：褒者极尽赞扬，认为这个节目是我国大众娱乐文化流行的先锋，以无门槛的低姿态吸引大众的广泛参与，以观众为真正评委的遴选方式让观众最终决定谁能胜出，把一种通俗文化“娱乐”到了某种极致；而贬者则讥为恶俗，认为这个节目缺乏社会责任感，没能向观众弘扬高雅文化，去提升观众的文化品位和修养，反而一味地为收视率而媚俗，也容易误导青少年一心想着一举成名。

　　客观地讲，超级女声和高雅搭不上边，但从制作方以及节目本身的定位而言，超女就是一档娱乐节目，区别于那些一心想要教化大众的节目，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娱乐，尽其所能地为大众提供娱乐，这样的姿态无可避免地招致了仍然代表精英文化的相当一部分文化集合体的轻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以平民姿态出现的超女，参赛海选的毫无门槛、调侃甚至略显刻薄的评委、简陋的录影棚、粗糙的后期剪辑……这些无一例外都宣告着从一开始它就和精英文化划清了界限。敢问电视主动向平民审美情趣转化，何错之有？

　　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紧密相联，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超女之所以能造就如此浩大的声势，归结一点，那就是：这是一场平民精神创造的奇迹。大众之所以热爱，因为站在舞台上的不是帝王将相明星大腕，而是普通大众；大众之所以疯狂，因为“超级女生”是一场从头到尾由草根参与的狂欢。

　　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大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大众文化；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其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大众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大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因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

　　大众文化以其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价值取向的特点，扎根于生活中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大众，它贴近于大众生活，易与大众亲和，也便于在大众中传播。“大众化”作为“超级女声”品牌辞典里最核心的关键词，体现在老百姓自娱自乐，跟明星不搭界，而这正是超级女声的精髓。不同于以往娱乐领域的传统——精英(明星)娱乐大众，大众也观看，也表演，明星由草根制造。

　　在大众文化还未完全在中国落地生根前，超级女声的出现是个值得称赞的惊叹号，它首次接近了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娱乐需求。当然“超女”文化的兴盛，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边界的消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多样化趋势。人们需要文化娱乐，以此来释放压力、缓解紧张情绪等等，但更需要健康的、有品位的文化娱乐，希望获得高雅文艺的陶冶，获得精英文化的充实。而这之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高雅文艺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精英文化依然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那么通俗的甚至是恶俗的东西就会充塞市场，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吸引过去。

　　以多种多样创新的形式传播精英文化，让群众喜闻乐见，让群众参与其中，在娱乐中提升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素质，在高雅文艺的享受中更好地娱乐，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电视的责任。这样，先进文化、高雅文艺才能牢牢占领文化娱乐市场，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这，也许是作为我国大众娱乐开始的超级女声敲响的第一块叩门砖。

　　二、超级女声：文化民主的彰显

　　从广州、成都、长沙、杭州、郑州五大赛区的“海选”开始，“超级女声”就为大众提供了民主参与以及民主决定的舞台。不同于电视上以往见惯的综艺类节目，普通大众取代了主持人、明星成为“超级女声”的主角，过去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变成了参与式。于是，无数心怀梦想的女生，更确切些说是女性，没有来历之说，不分身份尊卑，纷纷加入海选的队伍，一步一步历经比赛，或是淘汰，或是顺利晋级。

　　抛开比赛过程中规则运用的透明与公平问题，对于中国大众而言，可以“平等而且自由”地参与超级女声这样的大事件，初步试水文化民主，甚至让大众看到了民主社会的希望，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超级女声”的平台前，无门槛，无条件，无限制，不需报名费，只需一张身份证。身份证前，人人平等，人人有参与或拒绝的自由。

　　对于参赛的选手来说，海选是机会均等的，对于没有参赛的观众来说，投票也是机会均等的，选手的去留由普通大众发送短信的票数决定，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投票的民主自由。对于已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平等、自由等等的中国人而言，逐渐蓄养出来的这种基本理念总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级女声以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在选择超女的进程中，中国民众卷入了选择和投票的狂欢。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设置，恰好给民众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真正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了充分自信。尽管计票程序远还不够公开透明，但它毕竟显露出了开放性社会的某些重要指征。第一，每一条短信投票之间，都是平等的，票与票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相对于以百万计的总票数而言，大众投出的每一票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起作用的；第三，民众有投票、不投票以及把票投给谁的自由。

　　而那些站在舞台上参与角逐的“超女”们，都经历过“海选”，一路过关斩将，并非由谁指定或者画圈。过去普通大众只能远远看着别人造星，偶像遥不可及。但超级女声让观众发现明星原来就是自己身边的平常人，明星也可以由草根制造，不仅可以目睹一只丑小鸭蜕变成天鹅的全过程，还可以参与其中决定选手的命运。在大众关注、投票造就“超女”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参与集体娱乐的自由和机会。

　　超女活动使人们体验到自己有权力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自己的意见具备了决定性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众摆脱由来已久的“无力感”。超级女声所体现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从终极意义上说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尊重。

　　在过去大众处于被动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主张和自己行为的独立判断空间。而超级女声游戏规则的改变触动了人们深层次的价值渴望———作为独立的个人，需要有我自己价值表现的空间，也有要参与社会表达的欲望。尽管这种表达层面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诠释，但文艺这样一种层次，是最具有本能的反应社会诉求的一种性质或者是征兆。

　　现在已经不是个英雄的时代，而是个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以百姓的日用为本，而不是以标榜高雅的标准来左右民生。民众喜欢，对于社会有益，这样的节目才有生命，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雅。不是说宏篇巨著就是高雅，也不是说定位精英就是高雅，违背了民众的愿望、与民众的要求不符，这样的高雅，绝不会有生命力，当然更谈不上流行。

　　三、超级女声：真实原生态的渴望

　　十多万人组成的海选大军，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尽管是百态尽显，却是秀出了她们真的自我：一个个嫩生生的表情，紧张颤抖的发音，甚至是语无伦次的开场白、夸张激情的表演，带给中国的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动和震撼。相比那些经过精心剪裁、突出明星们一贯光辉形象的传统节目，超级女声正好顺应了大众渴望真的潮流：美和丑都是人们的关注点，生活中不可能都是光鲜精致的美丽，更多的还是一如你我的平凡，甚至是为大众所不常接受的丑陋。曾有人骂超级女声是“贱文化”的代表，但从另方面看，这何尝又不是“真文化”？公众对真实的、原生态的渴望是由来已久的，只不过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深深隐藏起来，“超级女声”的成功正预示了现在荧屏上的一种“本色缺失”，将最本色、最单纯的东西呈现在了观众眼前，这也成为了造就超女成功的原因之一。

　　对最终结果的未知造成的悬念、对参赛选手的命运前途的关注牢牢牵引着大众的眼球，吸引着他们以手机投票的方式累积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决定选手们的去和留。参与越深、观众就越能从中体会到强烈的人物命运感：现实人生的不确定性。对于明天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机遇，我们无从得知，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努力做好现下的每一件事，就是活在当下；对于超女们来说，就是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认真唱好每一首歌，珍惜在舞台上的每一分钟。这种以自身命运感投入的真诚，是看惯了明星们模式出演的观众以往从未感受过的，带给观众的感动与震撼也是明星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当下普通观众感同身受的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竞争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败，相对而言，荧屏中面对面的公平竞争与现实生活中讳言对抗、却又勾心斗角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反，超级女声却回归了人们的社会真实心态，首先，拉近了人们习惯了的直面竞争的距离。作为一个以比赛为形式的娱乐节目，冠军的产生需要竞争，注定有人胜出，而更多得绝大多数选手要选择离开。其次，我们欣喜的看到在竞争社会里成长的年轻而不谙世事的超女们能有一个愈加成熟的心态来面对竞争，在失败者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告别了有些残酷的舞台的时候，虽然她们有难过受伤的垂泪时刻但最终也能为对方送上真诚的祝福，压抑着告别的痛楚为观众送上真情的歌声演绎，甚至最后又以大众评审团的角色再次会回到比赛现场，用自己珍贵的一票评判出她们心目中的PK获胜女声。

　　在亿万观众锁定超级女声、关注这场视觉盛宴时，埋没已久的现代人文精神潜移默化中渗入人们的生活；而真实的竞争在带给观众感动与震撼的同时，也激活了人们心底对原生态事物的渴望。

　　四、超级女声：留给电视荧屏的宽容

　　在节目制作方、趋之若鹜的观众、10多万参赛选手的“合谋”之下，超级女声完成了平民语态对精英话语权、地方媒体对强势媒体的双重颠覆。其中所隐含的社会参与激情，令许多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振奋，“超女”的火爆流行，是中国语境下的胜利，有其进步意义，但它的火爆也恰恰反映出社会的浮躁情绪以及电视荧屏上被普通大众所认同的平民文化的匮乏。作为一档娱乐性质的节目，超级女声的主旨就是尽其所能地创造娱乐，然而就其在全国掀起的浩大声势来看，节目却早就超出了娱乐的范畴。

　　当今社会，平民化的人物、平民化的内容无缘电视荧屏固然是事实，但最为短缺的是媒体平民化的态度！《超级女声》率先以平民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歌者可以跑调、评者可以尖刻，而谁留下、谁离开、谁会夺得冠军的决定权在普通的观众手中。当然，随着节目竞争越来越激烈、淘汰越来越残酷，“黑幕说”、“内定说”、“贿选说”……各种质疑不绝于耳，但起点的公平、最终总冠军由观众决定的公正性，却是不容质疑的；节目进程中这些没有确定消息来源的杂音，恰恰属于民主社会中的合理推测；它们的出现，也反过头来，把媒体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而任何一样被大众所追捧的事物，其盛行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并不是单单一个超级女声所能承载的，它不过是折射太阳光芒的一颗水滴。个体的安全感和渺小性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在精神上常常都很孤独，所以加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个体的孤立无援感，群体的出现也为他们带来了缺失已久的安全感，而他们在具有同一爱好和志向的群体中也获得了彼此的认同和确定，个体的渺小代之以群体的庞大和坚韧。超级女声的出现使孤独的现代人，总算找到了认同，尽管这认同颇有点可笑。但是，这可笑的认同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的狂潮，反过来也说明为人们提供认同的公共空间是多么的狭窄，才使得人们如此饥不择食。然而仅仅靠一个充满争议的少女全民选秀活动是尚不足以填补人们严重缺失的情感、精神家园的。

　　当然“超女”终究是流行文化的娱乐和消费，其反叛意味也不可无限放大。这种快餐式的自娱自乐，有着很强的速朽性。不管现在多少观众追捧，又将会有多少电视台效仿，可能顶峰过后很难避免急速坠落的命运。在由超级女声所引发的国内社会各界关于文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的问题讨论中，关于片面追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观点引起了广泛注意。这种观点认为，目前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

　　大众文化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因为大众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大众文化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因此大众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它是大众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激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大众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

　　目前从总体上看，“超女”的模式和成功，暂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声音的认可，这也正是“超女”不可沾沾自喜的地方。毕竟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只有当它冷静沉淀了以后才能彰显本质。然而不管有多少批判声，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超级女声能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注意力”事件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作为观众的我们必须适应这样的游戏规则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房龙把人类的文明进化发展史描述成是一部“宽容”的历史，经历过多年社会冲突的中国民众并不缺乏批判精神和战斗激情，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和谐社会”，更需要宽容精神来均衡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正如仇恨需要仁爱加以调和一样。积极有益地对大众文化进行批评与滥用行政职权或扣帽子的方式打压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这里的文化宽容，应该是观众的道德底线。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宽容不但应是我们对待超女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将成为疗治社会病态的良药。其实，对超级女声的宽容和理解，不仅是我们对待大众文化的正确态度，才是“兼容并包”的精英意识中所应该推崇的。

　　徐浩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于 毓：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

　　作者：徐浩然于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