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缘自执法公开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新的《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这部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交规”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实施交通技术监控应当公开进行，隐蔽摄录的机动车违章行为将不能成为处罚依据(9月13日《法制日报》)。

　　这无疑是一项进步举措。人们对交管部门的隐蔽执法或曰暗中执法并不陌生，最具

　　在该事件中，隐蔽执法是否恰当，在违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予处罚是否合理，交通管理是为“管”还是为“罚”等话题被再次提及。事件之后，北京市交通部门改变了执法方式，首批发出71万份交通违法告知书，告知那些被“电子眼”拍下的违法者接受处罚。但又有新问题随之而来：71万份罚款单，初步估算罚款金额7100万，如此数额巨大的罚款，去向何处？

　　有关隐蔽执法的话题，其实一直备受争议。在被处罚人不知情、未尽告知义务的前提下，就实施惩罚，执法过程显然存在瑕疵。但是这样一种执法方式，一直被各地采用，其良好的效果无疑是原因之一———因为隐蔽，所以更容易抓住违法者，以较小的付出获得较高回报。

　　隐蔽执法的实质，还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问题。程序公正，未必结果就一定公正；但程序不公，结果必然遭受质疑。遗憾的是，在惯常的执法思维中，对结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执法手段、执法方式和执法程序的考量。

　　表面上看，隐蔽执法能以小成本获得高回报，但其所支付的潜在成本却相当高昂。它不仅破坏了人们对公开、公正执法的信仰，也因为暗箱操作，而带来更多违法腐败行为。媒体和公众对北京上千万罚款额去向的质疑就是其中一例。不公开，就无法接受监督，就可能存在寻租空间，就让人心生怀疑，就会有抵触。于是，公众和执法者都丧失对法律的敬畏———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有增无减。

　　交通处罚还是个小问题。执法的公开、程序的公正，直接决定国家司法的公正，有时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在这一点上，教训颇多。不管是佘祥林杀妻案、李久明故意杀人案、还是邱易金抢劫案等，无不在取证或办案程序等方面存在缺陷。即便牺牲程序正义能换取结果的公正，但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司法公正的最终丧失。

　　当然，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很多时候，都是两弊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是让一个违法者暂时逃避惩罚———比如因为“电子眼”拍下的证据不算数，一些违法行为可能得不到罚处，还是维护程序公正———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利弊轻重，当不难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