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免王斌余一死

　　王斌余是甘肃省一农民，6岁丧母，17岁外出打工。这样的身影在中国的城市里数以亿计，市民们习以为常：凌晨民工一块干粮一塑料袋豆浆，夜晚脏兮兮地在街上出没。仅此而已，市民与民工是两个隔绝的世界，形相见，人不识。

　　第一个工王斌余是在天水干建筑，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块钱伙食费，每天挣7．5元。王14岁的弟弟也来打工，每天5元钱。这等工钱城里人是不干的，包括城里的穷人。谁给

　　谈工钱没商量，按时拿工钱也有问题。因家里急需钱，今年5月王想讨要这几个月挣的5000多块钱。几经周折，未果，5月11日王连捅包括工头在内共5人，致4死1伤。王怕了，跑了，后自首。

　　王斌余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自行暴力解决欠薪纠纷的。但他没有重庆农妇熊德明幸运，没机会请总理帮忙讨工钱。王去找了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建议他去找法院，法院说司法程序太长，要3到6个月，还是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当即给工头打电话，工头承诺5日内解决。后扯皮，血光溅起。实话说，劳动部门和法院的动作无可指责，碰到城里人的纠纷也是这一套程序。似可猜想的是，工头是否惧怕劳动部门？是否真的打算5日里兑现承诺？而王斌余是否相信5日内能解决问题？否则何必伤人害己？

　　案件的细节已不重要，4死1伤的结果摆在那了，死罪无赦。有学者不这么看，认为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能光看行为后果，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的大小。学者此言或许有理，但不具操作性。可以想见，此例一开，千万个“非主观恶性”就拥上来了，能埋死法官。就好比“红色之旅”一开，公款旅游便堂而皇之了。

　　此案的法律处置是公正的，但这是技术层面的，背后存在着大不公正，即弱势群体和贫富差别。政府也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用税收缩小贫富差距，但这解决不了王斌余眼前的愤怒。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康答：“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对王斌余来说，能够立竿见影的是工会，工会能帮着王与工头谈工钱、讨工钱。

　　王斌余们如果加入了工会，也许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官司、罢工和火药味，社会效率也可能会降低。但是，王斌余不会死，另4个人也不会死。而如果张斌余、李斌余也不忿，学了梁山好汉奔了水浒，对社会来说就不是降低效率的问题了。顺应大道理，解决大矛盾，总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