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公民需双向反思

　　我们关注此案（指杜宝良案———本报编者注），并非因为主人公的身份，一名安徽来京的普通菜农，虽然，这与大众心目中的“弱势群体”形象吻合。

　　而含辛茹苦一年的卖菜收入被迫缴了罚款，更是引致舆论关注同情的关键。然而，正如交通警察不能把“日晒雨淋、辛勤执法”当作职权滥用的托词，杜宝良的菜农身份，杜宝良“起早贪黑”的艰辛，也不能成为他抗拒为“违法”行为埋单的借口。

　　我们关注杜宝良案，源于他是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以法律为武器，对执法部门的“程序瑕疵”提出了质疑，而这一潜在的“瑕疵”，正无形中影响着多数人的利益。

　　他以道路标牌的“不标准”质疑自己的“违法者”身份，以《处罚决定书》的缺失质疑程序的完整性，以“书面告知”义务的错漏质疑处罚的合法性。他把我们的目光延伸到更为深远的层面，政府部门的职能到底是管理还是服务？执法成本的简约是否应以个人利益损害为代价？立法机构出台法律时，是否应在维持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同时，更多地注重现实性与操作性？

　　是的，面对道路标牌“不合标准”的质疑，警方可以辩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常例；针对《处罚决定书》的缺失，有关部门可以以牡丹卡技术限制为由应对；而面对“书面告知”未能履行的质问，执法者也会摆出很多苦衷，比如，民警已经在杜宝良第40次违章时通知了其挂靠单位，又或者，北京市已采取上网查询、声讯电话、收费短信等多种途径方便司机查询违章信息。

　　然而，作为拥有强大人财物力，配备高科技管理手段的政府分支，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工作力度多几许期盼；作为代表国家执行交通法规的机构，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自身的法律意识提出更高的要求。

　　电子监控仪器、公路测速设备陆续装备，既减轻了民警工作压力，也为交通管理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实现“服务、管理并重”意识的转变，高科技手段只会给警民关系带来更大的对立。而不够端正的执法心态，以及或为部门利益、或为指标摊派主导的罚款行为，将使执法行为失去公信力。而法律意识的薄弱，将使行政行为在法律质疑之前面临“合法性”的丧失。

　　事实上，如果多一些服务意识，民警可能会在执法中自觉处理好“教育与惩罚”的关系，做到施罚有度，罚之有据，使受罚者在心服口服的同时，避免重犯之可能。多几条免费的手机短信，多几次善意的电话通知，都可能使杜宝良离“万元罚单”更远一步，也大大减少交管部门走向被告席的频率。

　　其实，如果多一点法律意识，“不合标准”的标志牌绝不会被“不言而喻”默认。受限于“技术原因”的《处罚通知书》发放问题一定会被及时解决。

　　有关部门会更早注意到地方法规里的“书面告知”与现实运用的脱节，从而及早提出修正或补充的建议，避免成为立法瑕疵的替罪羊。

　　我们关注此案，也正是希望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与政府部门的责任感一起，成为整个社会和谐运行的中流砥柱。

　　新京

　　《江南时报》 (2005年09月15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