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王斌余悲剧”负责？

　　新华社9月14日电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

　　9月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以《死囚王斌余的道白》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引

　　今年72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道彻夜难眠。他为此专门约见记者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农民工目前是在经济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弱势群体，这与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社会地位。说白了，农民工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我们社会结构发育的不健全，包括“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都必须深刻反思，尽快改革。

　　与专家的深刻反思相比，广大网民对王斌余的悲剧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一些网民表示：在这个案子的巨大社会代价中，应当深刻反省的是劳工雇主和法律的执行者。一些民工向老板索要工钱，结果惹来的是一顿毒打；有些老板卷款而逃，让民工的血汗白流；有的老板以工作机会要挟，要讨工资就让你立即失去工作和住所。面对这一切，仅有一部保护劳工权利的劳动法是不够的。许多网民认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能光挂在嘴边，鉴于王斌余是“逼上梁山”，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法院判决时应考虑减轻刑罚。事实上，真正应当受到处罚的是那些“虐待农民工的包工头”和“漠视农民工权益的管理者和执法者”。

　　一些法律学者坦言，作为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王斌余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杀了人，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但常态之下，一个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如果我们的民情经常和法律的判断相去甚远，那是非常可怕的，将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对于一些网民甚至学者主张不宜对王斌余处以极刑，也有个别法律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一位法律界人士撰文说，对一个死囚犯，民意竟然表示出广泛的同情，这从法律上说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但这样的声音很快被成千上万网民的质疑淹没。一些法律专家也明确表示，不宜把民意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

　　北京学者陈步雷的看法较有代表性。他发表《由王斌余杀人想起了蒋爱珍》的文章说，王斌余案与《人民日报》1979年报道的蒋爱珍故意杀人案，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被告人都是严重受害者；其次，被告人在实施报复之前，都缺乏可以期待的权利救济途径；三是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比较复杂，易引起严重的争议。蒋爱珍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一些法律专家分析说，王斌余一类的案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救济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应当由谁来承担后果？其成本如何分摊？事实上，应当由包括强势者在内的社会去承受，而不仅仅是王斌余们个人的责任。只有将此类案件置于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社会条件下理解，甚至要联系政治因素，才能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

　　《江南时报》 (2005年09月15日 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