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

　　9月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以《死囚王斌余的道白》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

　　社会学家：王斌余案折射农民工制度存在突出问题

　　今年72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道彻夜难眠。他为此专门约见“新华视点”记者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

　　陆学艺说，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不仅是王斌余个人的责任，可能也不只是被杀者的责任。王斌余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这清楚地表明，就农民工解决农民工问题行不通，一些体制性障碍必须得到彻底清理，比如户籍制度、农民工的身份和待遇等。

　　广大网民：真正应受罚的是虐待和漠视农民工权益的人

　　一位网民痛心地说：“我花了几乎3个小时翻阅了网络媒体对王斌余一案的报道和评论，看完以后总觉得这个案子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不能漠视劳动者的权利。王斌余杀人案产生的原因就是社会以及法律没有保护好普通劳工的权益，导致矛盾激化。”“如果执法部门、法院，乃至工会能敞开一扇绿色维权通道，民工维权不再是难事，那么类似事件就可能避免。”许多网民认为，事实上，真正应当受到处罚的是那些“虐待农民工的包工头”和“漠视农民工权益的管理者和执法者”。

　　法律专家：弱者权利“救济渠道”失效是更大的问题

　　一些法律专家分析说，王斌余一类的案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救济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应当由谁来承担后果？其成本如何分摊？事实上，应当由包括强势者在内的社会去承受，而不仅仅是王斌余们个人的责任。只有将此类案件置于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社会条件下理解，甚至要联系政治因素，才能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

　　血的警示：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王斌余在城里打工10年，只挣了3万多元。10年里，他干过电焊工、木工、架子工、保温工，“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讨薪杀人后，他无奈地说：“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在得知自己一审被判死刑后，他发出了声声呐喊：“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１

　　一些专家提醒说，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个基本观点，即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主要原因就是他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