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王斌余悲剧”负责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到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

　　社会学家：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问题

　　如果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那么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农民工目前成了经济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弱势群体，这与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有直接关系。农民工是什么？是工人，不让当城市居民；是农民，又主要在城里工作。这种尴尬的角色使他们成了合法权利常受侵犯的边缘人。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也就没有了参与市场博弈的能力。说白了，农民工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

　　广大网民：漠视农民工权益的人更该受罚

　　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不能漠视劳动者的权利，王斌余的悲剧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一些农民工向老板索要工钱，结果惹来的是一顿毒打；有些老板卷款而逃，让农民工的血汗白流；有的老板以工作机会要挟，要讨工资就让你立即失去工作和住所。面对这一切，如果执法部门、法院，乃至工会能敞开一扇农民工维权的通道，类似事件可能就可以避免。这个案件中，真正应当受到处罚的是那些“虐待农民工的包工头”和“漠视农民工权益的管理者”。

　　法律专家：“救助渠道”失效是个大问题

　　王斌余杀了人，被判了死刑，这是法律的判断。常态下，社会的民情，应该和法律的判断基本一致。如果民情经常和法律判断相去甚远，就会撼动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学者陈步雷将王斌余案与1979年的蒋爱珍故意杀人案相比，发现了几条相似之处：被告人都是严重受害者；被告人在实施报复前，都缺乏可以期待的权利救济途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比较复杂，易引起严重的争议。王斌余一类案件暴露出一个共同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应由谁来承担后果？其成本如何分摊？只是王斌余们个人的责任吗？只有将此类案件置于多种社会条件下理解，才能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

　　血的警示：保护农民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中国已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个基本观点，即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以这种进步的人权观来考量王斌余杀人案，主要原因就是他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生存权受到了威胁。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