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家书映射抗战烽火

　　丁章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一批鲜为人知的抗战家书引领人们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岁月。近期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收到来自民间的抗战家书近百封，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写给家人的书信，又有国民党军队抗日将士的战地家书，也有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普通百姓的心声。这

　　国之不存家何在

　　来自浙江的收藏爱好者周立峰先生捐赠了一封纸张发黄、信封破损的家书，周先生多方考证，它的作者是一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经长征后到达陕北。而信写于1937年4月30日，当时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但西安事变已经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达成，因此信中提到了“国共合作”。这封普通红军战士写给江西老家的信流落民间，被周立峰在一次拍卖会上取得，其作者下落已不可考。从行文上看，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文法上有多处不通顺的地方，但谈到抗日的情况时行文却流利而铿锵：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堂前万福金安！近来身体是健康，饮食增加否？……想必家中合家平安，但是我离家已久了，自从反攻以来未曾与家通信，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大家不要挂念。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为着自己的家庭来做事……

　　与红军战士于军旅生活中匆匆挥就的朴素书信相比，新四军战士胡孟晋离开故乡时给妻子写的信就显得生动活泼、深思熟虑。

　　胡孟晋，安徽舒城人。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此投身抗战，转战于安徽、江苏之间，后又随新四军北撤，1947年在山东逝世。这封信写于1939年，信中对妻子作为革命伴侣的思想进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最亲爱的惠呵：

　　我们又要离别了！大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希望你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她们，使伊等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家何在”？使她们不致含泪终日，倚门遥望前线上的夫、子早日归来呢！

　　惠，要革命成功，须经过艰难困苦的阶段，当此环境中是要立定脚跟，具坚强之意志，任何之外诱不可动摇的，“国危见忠臣”，要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啊！

　　而这位张惠女士果然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据了解，张惠随后便在家乡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在胡孟晋烈士逝世后又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材，至今以91岁的高龄健在。

　　愿洒热血卫中华

　　安徽岳西县的储淡如先生捐赠了程雄烈士的两封家书。程雄，安徽省岳西县人。1939年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0年5月分配到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二营三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临行前他写了一封家信：亲爱的双亲大人膝下：

　　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生活难度的话，可卖掉土地、房屋，把生命糊过来，到十年八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罪甚！罪甚！

　　据说，接到这封信，他的父母和全家人都哭成泪人儿，但父母亲深明大义，立即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劝慰儿子不要挂念家庭，英勇杀敌，报效祖国。1943年8月17日，程雄在江苏省六合县桂子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浙江武康的一位老人褚召南捐赠了一封珍贵的家书，是他的二哥褚定侯于1941年12月写给兄长的。褚定侯牺牲前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一师的一位排长。1941年12月下旬，日军重兵进攻长沙，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第三次长沙会战，褚定侯奉命坚守浏阳河北岸，阻敌南犯。在坚守阵地的间隙，他提笔给大哥写了一封信，通篇贯穿着大敌当前、视死如归的紧张气氛与战斗豪情。

　　褚召南后来了解到，在前有顽敌，后无援兵的困难情况下，褚定侯率部孤军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1942年1月，由于我军官兵的合力抵抗，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匆匆奔波大会战

　　今年4月，71岁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因为捐赠了父亲姚稚鲁的一批家书而成了“名人”。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姚稚鲁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率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1938年4月，性格倔强的姚稚鲁不愿依赖亲戚过活，不顾有病在身，决意孤身一人离沪去外地求职。那一年，姚慰瑾才4岁。

　　姚慰瑾的父亲姚稚鲁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员，除了一两张模糊的照片，父亲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战期间离沪后写给家里的书信。这些信不仅记录了姚稚鲁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踪迹，也为抗战期间的民间景象留下了鲜活的第一手记录。

　　离沪后，姚稚鲁先后到过南昌、武汉等地求职，均无结果，1938年8月便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由于这一阶段先后爆发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军展开决战，华中一带兵荒马乱，难民如蚁。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日记、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

　　写完这封信不久，姚稚鲁便杳无音讯，据说因贫病交加而死，但无从知道死于何处。

　　从一封封家书里，我们似能闻到当年的硝烟，看到一幅幅“流民图”，从而拉近我们与那段历史的距离。这些家书不仅记载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而且承载着绵长而醇厚的亲情，真实反映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血洒疆场的抗日将士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在日寇铁蹄蹂躏下普通国民的心路历程，今天读来仍催人泪下，余味绵长。

　　抢救民间家书活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共同发起，今年4月启动以来，在海内外华夏子孙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目前项目组委会已收到家书近1.8万封。其中，有近百封写于距今60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15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