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端琚：遗址上的“西部牛仔”

　　我国最大的原始社会墓地发掘者讲述自己的西北考古苦旅

　　经过常年在西部的考古生活，南方出生的谢端琚生活习惯上已经完全“西部化”，吃面粉、粗粮的比例与吃大米差不多。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大学时期，抄讲义挣生活费

　　1951年考大学的时候是统一招生，我的第一志愿报考了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

　　其实我的数学并不好，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当时上师范不仅不用交钱，而且还有生活补助。第二志愿我填写了福州大学历史系。结果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我就入了福州大学历史系。当时福州大学没有教室，就向一所中学借了几间。我所在的年级有14个人，只有一个女生。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有的人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最小的十七八岁，最大的有三十一二岁。因为高年级的人数太少，也和我们合并在一起上课。

　　由于家里困难，学校就安排我抄讲义，就是用钢笔把讲义写在蜡纸上，然后印出来。凭着这一笔报酬加上补助，我上大学没有花家里的一分钱。1953年院系调整，福州大学历史系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合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厦门大学或留在福州大学。我觉得厦门大学名气更大一些，就去了厦门大学。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林惠祥，他是著名人类学家，跑遍了东南亚并出过很多书。他在历史系开有人类学、考古学课程，受其影响，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这个工作可以走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既能做调查研究，又能开阔眼界。因此，我就想搞考古。因为复原历史包括两个角度，一方面是文献，另一方面是实物。我当时觉得，做考古从实物来复原历史更实在一些。

　　食物短缺，吃红枣吃到拉肚子

　　1955年毕业的时候，也是天遂人愿，我和其他四名同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因为我不是考古专业的，1956年所里让我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班旁听了半年。1957年，我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首次参与发掘的是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当时的队长是安志敏。这里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掘出来的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除了我们一批大学毕业生之外，所里还招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几十人都集中在这里，一边发掘一边进行培训。

　　1958年，为了配合刘家峡水库的建设，我担任了甘肃考古队队长来到了甘肃。

　　我们在库区里主要发掘了永靖张家咀、秦魏家、大何庄、姬家川等遗址。其中，张家咀和姬家川属于辛店文化，这两个类型都属于新发现。挖张家咀遗址的时候是10月，黄河有一个支流叫大夏河，水流得很急。由于这条河没有桥，我们每天都要坐着羊皮筏子往返过河。每一次，大家都提心吊胆，死死抓住羊皮筏子上的木头，生怕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后来就在发掘遗址的附近租了农民的房子住在那里。

　　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食物非常短缺，我们就在当地想办法。吃的东西主要是麸子面、玉米面、土豆和圆白菜做的咸菜。当地人把麸子面做成了扁圆形的疙瘩，放在水里煮，然后加上玉米面。我们每个人一餐能吃上五六个，肚子处于半饥饿状态。实在没有菜了，我们就在当地挖牲畜饲料苜蓿吃。在发掘永靖县马家湾遗址的时候，当地的红枣熟了。我们开始吃得很多，结果大家都吃得拉肚子。老乡就提醒我们，可以把红枣煮熟了再吃。这样，我们在吃麸子疙瘩玉米面的同时，把煮红枣作为补充食物。

　　合葬墓引出与郭沫若的争论

　　1959到1960年，我们在秦魏家遗址做了两次发掘，在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们发掘出了5座合葬墓。每墓骨架两具，一具仰身直肢葬为男性，另一具侧身屈肢葬为女性，从这种葬式看，显然是夫妻合葬。我认为，这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形态已经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而女子屈肢依附于男子的身旁，也显示了当时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降居于从属地位。并且这些墓葬的死者都是一次埋葬的，男女不可能同时死去，这很可能是男子为主体，而把女子作为殉葬者。

　　当时的院长郭沫若看到我在《考古》1964年第6期发表的发掘简报后，发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女子很可能是自愿殉死的，因为女子屈肢依附着男子的左肩，表示着依依不舍的情态。这个争论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但至今仍没有定论。

　　发掘柳湾墓地，国内外瞩目

　　1975年我到了青海乐都柳湾墓地。之前，一个当地人发现了一个彩陶壶，上面有阴阳人图像。青海省文物处负责人赵生琛见到后，拿到考古所来。我见到后立即觉得它不同寻常，赵生琛也邀请我们一起发掘。当时，我们就决定合作，我担任了考古所一方的队长。

　　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到了发掘地点，雇了几十个民工开始发掘。这里的每个墓都有殉葬品，以彩陶为主。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最早的距今有46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晚一点的青铜时代的一些物品，总共挖了1700多座墓，出土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文化遗物共三万多件。

　　柳湾墓地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原始社会墓地。墓地包括文化类型之多，墓葬之密集，文物之丰富，为国内外考古界所瞩目。柳湾墓地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多有木棺，木棺有各种形状，有大头小尾的梯形棺，有长方形木盆式棺，有独木棺。葬法有单身葬、合葬，并有随葬品。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私有制产生等问题，提供了一批实物例证。这个遗址还充实了青海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历史，所以，当地政府也乐于支持我们的工作。考古报告出来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向老乡收集文物，“讨价还价”

　　随后我回到了甘肃，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开始发掘。在这里，我担任了甘青考古队队长，从1981年一直挖到了1990年。师赵村离天水市有七公里，发掘期间，我们曾向老乡收集文物，老百姓最初都会给我们，不提任何要求。慢慢的，老乡开始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了。有些人家里有东西，生怕让我们知道。一次，有一个老乡问我，如果他把采集到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能不能付给他一些报酬。我就说得看是什么东西。随后，他从家里拿出了一个人像彩陶罐，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很珍贵，这个人像彩陶罐既有研究价值，又代表了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就动员他给我们，并提出让他到发掘队做临时工，给他多记了几个工算是报酬。

　　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西山坪从1986年秋开始发掘，到1990年春结束。

　　发掘面积1525平方米，清理房子三座，窖穴22个，墓葬4座，秦汉墓4座。其中，最早的大地湾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

　　因为发掘受气候的影响比较大，每年冬天，我们就借天水博物馆的一间大殿整理文物。整理出来的文物留下了一部分，其余的都运到了我们考古所在陕西的研究室。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两个地点，它们是渭河上游保存较好、发掘规模较大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这两处遗址文化层厚，遗迹多，遗物丰富，文化内涵复杂多样。两个地点发现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时期的墓葬，这在西北地区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同时首次在一个遗址发现了大地湾一期文化到齐家文化连续不断的各时期的地层迭压关系，从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从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人物

　　 谢端琚西部考古与原始社会遗址发掘的专家

　　1932年出生于福建闽清县，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级专业职称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青考古队队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史前时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刘家峡水库区考古调查工作与甘肃秦魏家、姬家川、张家嘴、师赵村和青海柳湾等大遗址（墓葬）的发掘。

　　主要研究成果有《青海柳湾》（主编），《师赵村与西山坪》（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湾》、《师赵村与西山坪》曾获得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顶山与渤海镇》曾获得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记者手记

　　谢端琚的福建口音已经很少，这是他长期在西部工作的结果。他告诉我，不仅在口音上有了很大改变，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他已经完全“西部化”了：他吃面粉、粗粮的比例与吃大米差不多。

　　谢端琚介绍，虽然自己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仍在做一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承担着《大辞海》考古卷词条的撰稿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初稿。回顾过去，在他从事考古工作的50年里，足迹踏遍了20多个盛市、自治区，但是，他始终把重点放在甘青地区。原始社会的考古最重要的意义是用实物资料来复原原始社会史，填补文献的空白和不足。以此而论，谢端琚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由此，人们可以想见祖辈们茹毛饮血的生活和社会风俗。

　　历史的探索最终是在为“我们从哪里来”寻找一个可以确信的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了解中华文明经由怎样的传承而绵延至今，并为“我们将到哪里去”确定方向。

　　50年从事同一种工作可以把一个人锻造成行业内的专家，也能让一个人磨灭对这项事业的热爱。但是，谢端琚对考古的热爱至今没有丝毫衰减，他的内心充满了自我实现后的极大充实与满足———这项工作虽然艰辛，但正如他起初想像的那样，他既有了科学研究成果，也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口述：谢端琚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