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靠严刑峻法不能消除考试作弊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受国家教育部委托，重庆市的一个专家组已经完成了《国家教育考试法》的起草工作。法律草案进入了征集意见和立法讨论阶段。由于各种考试愈益成为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重要环节，所以，几年来，要不要为规范考试行为而立法，立一部什么样的法，引起许多关注和讨论。就目前情况来看，至少有两点已经明确。

　　一个是法律的涵盖范围问题。作为教育部提出的立法项目，这个考试法所针对的只是教育类的国家考试，主要是高考，以及考硕考博考出国，还有成人教育方面的考试等等。近年来变得越来越重要、可能也是问题越来越多的一些考试，例如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以及种种职业资格考试等等，并不在这个范围内。虽然很多人主张，不立法则已，要立就应该立一部“大法”，将所有类型的考试都置于法律之下。但是从现在讨论的这个“考试法”来看，立法规划还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思路，即先从一个领域开始，先做“单项立法”的尝试。

　　另外一个是作弊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弊是道德问题还是一种“罪行”？现在讨论的《国家教育考试法》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将考试的舞弊行为视为违法甚至犯罪。显然，面对愈演愈烈的徇私舞弊，面对试题泄漏、团体舞弊、高科技作弊，乃至夹杂于其中的丑闻如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主管部门急于寻求更严厉的管制手段和惩罚措施。

　　教育部试图通过立法途径，强化自身权威；试图对影响面广大的国家考试加强管理，遏制徇私舞弊的泛滥；我以为，这些努力是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国家考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应当维护，因此必须制止和打击徇私舞弊行为。如果这样一部考试法获得通过，行政部门在惩治舞弊行为方面才会有法可依。而我们现在的各种考试实在繁多，一下子全面予以规范有困难，采用“渐进主义”的路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制定一部法律，把作弊定为违法或犯罪，是否就可以显著减少作弊呢？我对此还是有很大的疑虑。我们在生产安全以及相应的惩罚、赔偿和责任追究方面也有很多法律和严厉的措施，但是违规生产的煤矿之多，矿难之多，依然防不胜防。教育部制定了对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政策，几年下来，全国有八个省纹丝不动，一分钱都没有贷出去。有此前车之鉴，我们能那么天真地相信，通过一部考试法，这考场上就干净纯洁了吗？

　　由此来看，我们会有很好的法律专家，他们最终有能力解决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会平衡各种考虑制定出好的法律，或者至少是说得过去的法律。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实际上的法律执行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陷入这样的局面，就是越来越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唯一剩下的就是寄希望于“严刑峻法”，并把这叫做依法行政。每一个家长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方法不是打骂。一旦动手打了孩子而又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那么结果必然是孩子越打越不怕，越打越叛逆，而大人将失去最后的手段。

　　在教育考试中之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弊现象，首先跟大量人群不得不卷入考试有关。据说中国每年参加各种考试的人数达3000万之众，为世界之最。林子大了当然什么鸟都有，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考试越来越具有生死意义，一考定终身使得千军万马在独木桥上做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然而千人千面，考试如何能够真正区分优劣短长？人少还好说，考官可以从容斟酌。越是人多，越逼得考试走向形式化和机械化。一个学生文章写得好，另一个口头表达强，两个相争不下，只好看谁的英语成绩更高。可是，越是这样，越使考试本身沦为敲门砖。在这种情况下，聪明人也很多，一旦看透游戏规则，谁不使尽浑身解数只求形式上过关就行？于是，考试使全体人的道德水准下降，成了一种“向下的竞争”。

　　毫无疑问，通过法律手段惩治作弊者，特别是教唆和组织作弊者，肯定有威慑作用。对于诚实认真的考生，是对他们的平等权利的保护。这方面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因此，相应的立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相信，考试作弊现象有极深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我们除了教育类的考试之外，还有无数的考试，以及种种名堂很大的“学习”、“评估”之类，其中充满了各种心照不宣的“作假”与“过关”，然后与许多功名利禄相联系。它已成为一种“文化”而全面扩散，也通过许多渠道向孩子们渗透。如果我们以考试法的讨论为契机，认真检讨酝酿作弊的制度土壤，才可指望未来法律的施行获得道德上和制度上的支持与良性促进。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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