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与孩子剧团

　　大姐林枫辞世的信息像突来的风暴雷电一样袭击了我的心灵。在大姐走后这段日子里，无尽的思念缠绵不断地萦绕在我心头……

　　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挑起战端后，在华北长驱直入，大举攻城掠地，当年秋天，豫北家乡已临近前线，屡遭轰炸。我们举家南迁，逃难至黄河以南的禹梁。在这种持久战争的形势下，大姐决定去革命圣地延安。同时还串联了两位女同学一起走。在临走的前两天，她把

　　次日清晨，大姐启程去洛阳再转赴延安。爸爸、二姐、小妹和我步行到长途汽车站，送大姐出征远行。那是1938年1月。不一会儿，大姐相约同行的两位女同学也到了。她们是姐妹俩，见到我们说：你们真好，全家送行，我们可是悄悄偷跑出来的。我家父兄坚决不同意我们去，还时常像防贼似的看着盯着我们，防我们出走。今天一大早趁父亲还未起床，我们就离家了，临行前到父亲窗外说：“我们到延安去了，不干到共产主义不回家。”二人咯咯笑起来庆幸得以胜利出走。当时的热血青年就是那么单纯、热情、坚毅果敢。送别大姐的这个场面，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这里顺便说及，那两姐妹中之一，就是后来曾任过北京日报副总编辑的李野同志。

　　大姐去延安之后，音讯就断绝了。我认为，在1938年的时候，国共合作的局面还是有通讯的可能的，大姐没有写信，可能是工作忙，更可能是出于保护家庭的考虑。后来，大概在1942年，家中突然收到一封自陕西某地农村药店寄来的信，是大姐的信，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信简报平安，附有她的一张照片，短发，工装，情态端庄。没有说她在哪里，做什么。信中还有一幅照片，是和一群约十来个孩子的合影。他们全穿着普通百姓的粗陋、与身材不相称的衣服，每人身上斜挎着一个装有搪瓷碗的小布袋子。大姐对这张照片没有做任何说明。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把这两张照片带入解放区。在几年后我见到大姐时，她告诉我这是她带领过的一个孩子剧团。她在到达延安后不久，组织上就委派她带领一个孩子剧团，到西安附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孩子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假称是大姐收留下的战争孤儿，集合在一起，共谋生存。他们每到一地就讲述战火留给他们的苦难故事，唱歌，演活报剧，声泪俱下地将日军侵略暴行展示给人们看。这个小小的孩子剧团竟然能深深打动人心，颇受群众欢迎，以致惊动了国民党某军部当局，怀疑这个剧团的背景。于是一位长官把剧团团长林枫传唤去。那军官用哄骗兼威吓的手段，要把剧团收编，纳入他的制下。大姐装作不懂政治，巧为周旋，说她只是收养了这些可怜的孤儿，靠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求得好心人的同情施舍生活，也就是靠卖艺谋生。大姐在去见国民党军官之前，就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麻烦，已经与孩子们商量好应变的种种准备。她带了剧团里年纪最小的孩子———9岁的李琦（今著名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前去。大姐事先交代他说，你要一直拉着我的手，当我感到难以应付想摆脱时，我就使劲捏你的手，你就哭闹说肚子疼，闹个不止，以便我们脱身离开。这一招果然用上了，而且奏效了。当那位军官步步紧逼要收编剧团，大姐不表态就不罢休时，大姐紧捏了几下李琦的手。李琦是很机灵的孩子，立时大声哭闹，喊叫肚子疼。大姐怎样哄他，吓唬他不许哭闹喊叫，他都不停止大哭大闹，弄得那位军官再谈不下去，只有让他们暂时回去，以后再谈。

　　大姐带李琦回剧团后，立即召集全剧团的孩子说明情况紧急，马上转移驻地，并于当夜在东北军进步官兵的帮助下逃出虎口，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表扬剧团不仅抗日宣传做得好，而且机智地战胜了敌顽势力的威胁胜利归来，称他们是“人小鬼大”，了不起的娃娃。当年的剧团团长林枫，也只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在林老眼里也还是娃娃了。这些孩子果然是人小鬼大，他们经过战火纷飞和艰难困苦的锻炼，后来都成长为很有作为的人。据我所知道的，除了画家李琦以外，还有著名作曲家刘炽，他为《我的祖国》谱的曲，可谓脍炙人口，“一条大河波浪宽……”，人人爱唱，久唱不衰。还有曾任过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的汪道海等。

　　关于孩子剧团的事，大姐曾写有专文《雏鹰展翅》发表。后来，据此文改编拍摄了电视剧《人小鬼大》，在中央电视台和十几个省市电视台播放，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