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故事：见证历史与亲情

　　故事一

　　百年家书重现东莞邮政起源

　　写信时间：1904年

　　邮寄区间：德国—太平、石龙

　　书写者：一位德国传教士

　　2003年底，东莞市青年集邮家王晓强在香港竞拍到3个100年前的家书信封：一封是从石龙寄往德国的，一封是从德国寄往太平的。巧合的是，另一封从太平寄往德国的信，正是回复后者的。从回信的内容中我们知道，这封从太平寄出的信函是一位德国传教士写的家书。透过这三封百年家书，我们可以了解在近代邮政产生的背景下，东莞邮政业发展的有趣故事。

　　各省自行制作邮戳

　　据悉，1896年大清邮政局正式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首次使用的都是碑形邮戳。和现在邮戳不同的是，这种碑形戳没有标明寄信时间。王晓强的这3个信封上加盖的正是这种碑形戳。从信件内容和邮寄区间来判断，从太平寄出的这封复信写于1904年。而据史料记载，这种碑形邮戳在东莞使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就逐渐被标有寄信时间的干支戳取代了。

　　《中国邮戳史》收录了中国各省最早的邮戳图例，王晓强的这三个信封上加盖的邮戳外形与书中收录的邮戳十分相似。戳上的文字分为两个部分，上端为地名，下端为“大清邮政局”字样。细节上各省的邮戳又有所不同，广东各地邮戳的大小和细节则保持了一致。王晓强认为，当时清政府只是规定了邮戳的大体规格，再由各省自行制作戳具。记者在从德国寄往太平的那个信封上看到，落地戳除了太平的碑形戳外，还有几个圆形的德文邮戳，戳上的地名是广州。王晓强告诉记者，由此看出，这封信先由德国的邮政部门寄到广州的德国客邮，再由客邮转寄到太平的大清邮政局。

　　邮局选址便利水道附近

　　“这3封信分别加盖了东莞两个地方的碑形戳，加上《中国邮戳史》收录的东莞的碑形戳，说明莞城、太平、石龙是东莞最早有官办邮政局(所)的地方。”王晓强的观点在《安雅书局世说编》(1903年7月1日出版的第787号)里得到印证。

　　据《安雅书局世说编》刊载的一则公告记载，“邮政之设实系利国便民，故本局陆续添自办分局、代理分局，以应各人付寄之便，兹将有局处所与邮费列后，俾众周知。”在后面的列表中有东莞、太平、石龙三个地方。公告的落款是“广州邮政局”。

　　据《广州市志》记载，《安雅书局世说编》(后改称《安雅报》)1900年冬创刊，其内容有邸钞恭录、辕报恭录、藩宪牌示、论说、本省新闻(内分官事、商务、民情)、各省新闻、国外新闻、照会汇录、各行告白、货价行情等。

　　据《东莞市志》记载，清末，在莞城、太平、石龙设置邮政局。那么，为什么当时东莞只有这三处设有邮局呢？据分析，初期的邮件主要靠水路用帆船运转，以后改为轮渡(省渡)，从广州至东莞全程104公里，途经厚街、道胺、彰澎(麻涌)等地，广州至太平轮船全程109公里，水路东江线途经石龙等地。由此可以看出，邮局的选址与当时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的情况有关。

　　寄信至香港需10文邮资

　　据《东莞市志》和相关史料记载，中国传统的邮铺由于战争原因，铺兵走递文书，传报信息多致迟误，到清末，邮铺废止。东莞的大清邮政局在1904年1月正式成立前的试业阶段，就开办了信函业务。

　　那么，当时寄一封信需要多少钱呢？在王晓强竞拍到的这3个信封上，寄往国外的信封上贴着面值为10分即100文的邮票，而寄往香港的则是10文。另外，记者还从《中国邮戳史》中发现，1904年从东莞(TungKun)寄到香港的邮资明信片，面值仅为1分。

　　王晓强认为，当时寄往香港的信件是按国内邮资标准收费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官办邮政和民办的民信局并存，而且互相竞争，所以，邮费标准并非一成不变。

　　据《东莞市志》记载，在试业阶段，初时资费收取不分远近，每封平信在半英里以内，都收4分银，后仿效民信局做法，向寄信人收半费，另一半由收信人付。东莞邮政机构正式成立后，国内平信由4分银降为1分银，埠内平信降为半分银。信函内准寄书信和各种公文等。

　　另据《安雅书局世说编》记载，当时从广州寄往东莞的信函，“信件每重三钱七付东莞邮政分局者收钱五文(即半分银)”。

　　通过邮局寄信属于高消费

　　记者在那封从德国寄到太平的信封上看到，收信人的地址只是“TaiPing(太平)”，然后就是收信人的姓名。对比之下，反而是寄信人的地址相当详细。对比那两封从石龙、太平寄出的信函，情况正好相反，寄信人的地址简单到只剩“TaiPing(太平)”和“ShekLung(石龙)”，而收信人的地址则十分详细。

　　“这么简单的通信地址，加上收发信的人知名度不是很高，能及时收到信函，并且回了信，在现在来看是不可想象的，证明那时通过邮局寄信的人相当少。”王晓强说。从他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当时主要是一些在东莞的德国人在通过邮局收寄信件，“这些德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医生，而且我们也发现，当时在外的华侨则主要通过民信局寄信。”

　　为什么本地人很少去寄信呢？王晓强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时的邮政资费较贵，一般人难以承受。其次就是那时的中国人还很保守，对新出现的邮局不太信任。他们认为通过同乡转交信件更为稳妥，而且不用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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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邮政的产生

　　中国古代，邮驿只为官家服务。随着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专营民间通信的民信局渐成气候，到清同治、光绪年间，进入全盛。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擅自在中国开办邮政机构，被称为“客邮”。面对这种混乱局面，中外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开办国家邮政。1878年，总理衙门同意由海关试办邮政。3月23日，天津海关宣布收寄华洋公众信件。

　　至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委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1897年，各邮局正式对外办理业务。

　　大清邮政官局的开办，成为近代邮政在中国得到承认，并正式开办的标志。

　　故事二

　　一封来自南洋的信

　　写信时间：1946年

　　邮寄区间：南洋—大朗

　　书写者：一位远渡南洋的父亲

　　在东莞市青年集邮家王晓强的收藏中，还有一封从香港寄回来的家信，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是由远在南洋的父亲写给自己在大朗的儿子的。可能当时并不象现在这样，家家户户都有门牌号码，邮递员投信的时候，按照门牌号码投就可以了。但是，在当时除了有钱有势的人家能直接接收书信外，其他的则由他人转交。这封信就是先邮寄到当时大朗一个叫太和馆的地方，然后再转交给儿子的。

　　信封用中英文两种格式书写

　　记者看到，这封解放前发自南洋的家书，其信封和中国旧式传统信封大相径庭。众所周知，中式传统信封为竖式，信封开口在上面，信封正面类似于字帖的回宫格形式，中间有一块宽为两厘米左右的红色长方形区域，用来写收信人姓名。而这封从南洋寄往大朗的信函，其信封与我们今天采用的普通信封几乎没有差别。王晓强告诉记者，尽管南洋地处亚洲，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由于南洋曾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当地华侨使用西式信封不足为奇。

　　展现在记者面前的这个西式信封，其信封开口在信封背面，整个信封为白色，收件人和寄件人姓名地址的书写方式完全按照英文信件的方式书写。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信封正反两面分别也有用毛笔写成的中文版收件人和寄件人地址姓名。对比信封上的中文笔迹和信函笔迹后，王晓强认为，信封上的英文也有可能是写信人请别人代劳写上的。

　　记者看到，信封的右边用黑色毛笔写着：“广东广九路常平站大朗圩交太和馆转收”然后写上收信人的地址。而在左边则是用蓝色水笔写的英文收信地址。信封背面的左边用毛笔写着写信人的地址姓名。王晓强认为，这个信封可以说是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写成的。另外，据王晓强介绍，这封信是由南洋一个叫“BWA”的地方发出，途经广州，然后再送到广九路的常平站，再转往大朗的。这条邮路和抗日战争时期，书信投送的邮路是一样的。由此可见，1946年用的邮路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邮路是一样的。

　　华人闯南洋生活艰辛

　　这封书信写于民国三十五年阳历5月7日。整封信用毛笔写成，信纸是宣纸，所以历经近六十年，信纸已经薄若蝉翼，边缘也有破损，但纸上的蝇头行楷仍然清晰可见。写信的父亲叫曾纪芳，收信者是他的三儿子曾国俊，根据书信的描述，曾纪芳在南洋一个叫“BWA”的地方开了间小小的兑换行，除去一切开销外，还略有盈余，但是都是节省下来的钱。

　　根据信件内容，我们可以猜测，他在写这封信前，先接到了儿子曾国俊的来信，曾国俊可能在来信中提出想去南洋闯荡和父亲会合。但是曾纪芳在南洋也是刚刚立足。所以在信中劝说儿子不要着急，要慢慢来。他告诉儿子，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先写了一封挂号信，并且还寄了些钱，补贴家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浓浓的父子亲情。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洋一带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华侨的生活也比较艰难。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华人闯南洋暂时陷入低潮，曾纪芳劝儿子先呆在国内，也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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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人出海历史

　　南宋末年“浮海至日本”的东莞人李用，是有记录的最早出海的东莞人。十九世纪中叶，清廷内政不修，外来侵扰频繁，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衰，经济萧条，觅食为艰。帝国主义趁机在华招募劳工，俗称“卖猪仔”。大批民众被迫或被骗应募出国，寻求生活出路。前往最多的是东南亚南洋群岛一带，其次是中、南美洲。

　　东莞水乡区和丘陵地区不少妇女还远渡南洋谋生，大都是替“胶园主”割橡胶或割松香，每天工资不过两角五分。当时流传在南洋群岛一带妇女中间的“洲府歌”，又名“过埠歌”，是当时出洋妇女的凄凉情况的生动表现。后世的青年一代，只羡慕许多华侨华人在国外的风光，却不知道早期的华侨历史其实是一部浸透泪水的苦难史。

　　东莞早期出海的华侨对祖国和家乡的感情深厚。他们稍有积蓄便首先考虑回家建房，把钱用光后，再出洋经营数年，再回来购些田产，娶媳妇；然后第三次出洋赚些钱回家做养老之资。华侨华人的根在中国，因此他们对祖国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即使经历几百年历史的荡涤，他们仍旧有着叶落归根的观念，仍旧乐于寻根问祖，仍旧保持着跟祖国的联系。这些早期出海的东莞人，为东莞的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过自己的财力和智慧，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故事三

　　那段北上求学的日子

　　写信时间：1993年

　　邮寄区间：河北—东莞

　　书写者：华师傅

　　踢足球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华师傅，估计是最会踢的那个人吧。从表面上看，华师傅似乎总是一副老成的样子，但与他交往后才发现，他的骨子里也有十足的顽皮因子。第一次向他提出要家书的要求时，他犹豫着说：“信倒是有，在北方读大学时给母亲写的，但是……”说归说，他做起来却是雷厉风行，趁着周末回家，认认真真地翻箱倒柜了一番，最后决定拿出手的这封信，便是华师傅十二年前在北方读书时给母亲写的第一封信。

　　啃馒头的日子很难过

　　信件原文：“几天军训饭量也增大，现在需要吃半斤米加一个馒头才饱。至于早餐，仍然是油条加粥(或豆浆)，还有一种北方人很喜爱的豆腐乳，其实是豆腐花，只不过它不加糖改加盐和一些调味料，吃起来很爽口。”

　　1993年，像华师傅这样到河北读书的东莞子弟，还真的不多。“我当时就想得很简单，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再说那个城市靠近海，这是我所喜欢的。”华师傅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然而，吃惯了大米、粤菜的小伙子，突然间只能啃干巴巴的馒头时，对北方的印象似乎有点尴尬，“我记得是入学半年以后才吃上大米，当时啃馒头真的很痛苦。”

　　即使饮食不习惯，华师傅依然保持着当初对北方的神奇憧憬。在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眼里，凡是广东以北的人都算是北方人，“可能与我们当时的开放程度有关，那时候珠三角已经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当时我们年龄尚小，就觉得东莞已经很大了，但是真正地走出去，发现外面真的很大。”

　　广东人的务实谦虚受赞赏

　　信件原文：“北方的月饼又硬又厚，因而我把月饼与同室的北方同学一起分享，其中一盒荣华月饼，直到今天还剩下两个，保存还很好，就是吃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分给他们吃吧！他们又说‘让自己吃吧！由广东这么远寄过来，不要浪费人家的一番好意了’。”

　　“当时北方的月饼都是用红薯粉做的，硬邦邦的，而且是散装着卖。同学们看到我家里寄来的广式月饼，不仅包装精美，馅里面还有蛋黄、肉、花生等东西，又香又软，都感到非常的好奇和新鲜。”华师傅回忆道，不禁笑了。他当时把月饼跟室友分享，没想到剩下两个月饼怎么也不好分了。后来的事情华师傅自己也记不清，他笑着说：“应该还是进了我自己的肚子吧。”回忆起这样的故事，华师傅感叹地说，当时北方较南方还是比较封闭的，北方的同学连广东这边的月饼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脑海里对月饼的概念就是那个里里外外硬邦邦难以下咽的“砖头”。

　　华师傅用“恶劣”来形容当时对北方的感受，毕竟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以后，东莞作为珠三角的一座重点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与香港的经济贸易交流日益密切。当时在服装上，华师傅已经知道了国际品牌佐丹奴，用上了进口的安宁眼药水。但是所有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北方却难觅踪影，在学校大家穿的衣服非常单调，买东西还要到一些国营的老百货，药店里更是找不到进口的那种药水，以致于华师傅在信的最后还附上一句“邮寄三瓶小型安宁眼药水”。

　　更有趣的是，大家听说华师傅是从广东东莞来的小伙子，起初总用异样的眼光对待，“北方的同学总认为广东这边经济发展快，大家都顾着赚钱，思想不怎么样。”华师傅说。后来大家接触久了，同学们发现广东人原来是这样的务实和谦虚，印象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华师傅笑着说：“连当时性子最烈的东北人，也非常地尊重我们。”

　　“我们这些广东人也给北方同学带来了很多乐趣，他们最喜欢听我们用粤语唱张学友、谭咏麟的港台流行歌。”华师傅说，“我觉得自己在北方四年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浓郁的文化氛围，这是我们在东莞感受不到的，直到今天都还影响着我。”

　　粤菜馆现身北方已不奇怪

　　华师傅告诉记者，在他就读的四年中，北方的那所城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物价提升，如濑尿虾，刚进学校时非常便宜，而到毕业时价格翻了好几倍。离开那座城市时，华师傅已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发现了数目不少的粤菜馆、潮州菜馆。四年前，华师傅重归北方的那个城市，重返母校，发现一切都变了，华师傅幽默地说：“我不敢把它的变化夸大，只是觉得北方在发展，南方也在发展，以前北方的那个老根据地还是比自己的家乡东莞慢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