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90周年纪念：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6日10:24 新华网 | ||||||||||||||
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创刊一向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新青年》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独特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主张和追求也许在今天看来略嫌简单，但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岁月，给予他们对观念的思考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时间并不多，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必须选择。
作者群像
· · · · 《新青年》如何影响了旧中国 ——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 《新青年》如何在袁世凯的高压统治下创刊？在11年的历程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看来，《新青年》的历史意义何在？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通过电话采访了最近刚当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国外会士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 解决当时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 《国际先驱导报》问：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创刊时刊名为《青年杂志》）之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利用各种立法对此打压得很厉害，章士钊1914年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甲寅》杂志就在该年被查禁，作为前《甲寅》的编辑，陈独秀怎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创办《新青年》？ 王汎森答：章士钊的《甲寅》与《新青年》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联，《新青年》的编者、作者先前多与《甲寅》有关，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不过我认为《新青年》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甲寅》所没有的，《甲寅》太偏重谈上层政治及政治理论，但是1915～1916年的中国，政治及思想界之沉闷、彷徨，已到了足以压垮人的地步。究竟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是不是要靠政治？这是陈独秀有着与先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思考。 《新青年》慢慢发展出一条新路，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艺、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他们看待时代问题有一个“格式塔式（Gestalt）”的转变。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彻底改造思想文化，则旧政治会不断循环再生，会不断地有袁世凯之类的人物出现。《新青年》办于袁世凯称帝及签订“廿一条”之时，新文化运动则与张勋复辟的刺激有关，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陈独秀办《新青年》时，北洋政府打压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非常厉害，比前清的报律还要落后。袁世凯死后，报律曾短暂停止，后来又恢复了。从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据统计，有29家报纸被封，16位记者或主笔被判徒刑或枪毙。不过，这些案例中几乎都是因抨击实际政治而起，《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谈政治。 当时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分裂的政治势力，官方压力随地方不同也有所不同，陈独秀是在上海办《新青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或刁难。不过在当时，办这类刊物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没有人知道底线在哪里。 陈独秀当时所担心的，主要是经费与销量。陈独秀首先商之于安徽同乡汪孟邹，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的事，后来找到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才得到经费来源。《新青年》一开始只有一千多份的销路。 《新青年》为后世确立了价值标准 问：照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他认为当时如“自由”“民主”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渗透到了政治语言中，从而轻易地深入各个阶层的国民。由于法国国民本身对具体的政治实践缺乏了解，政治教育却由同样缺乏政治实践的作家们来完成，最后酿成了一场以抽象思想引导的大革命。对于《新青年》来说，因为它的撰稿人多为文人和作家，是否也是如此？这些撰稿人晚年有没有对此有重新认识和反省？ 答：严格说来，那是一个宣传、鼓吹的时代，对西方的观念拿来就用，即使是鼓吹自由、民主，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真正深入了解的人也并不多，所以这一大群文人、作家所作的鼓吹，确实有点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情形。 《新青年》刚出时，销量有限，一度还想中止。可是它很快的便成为抢手货。《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了思潮的“总发动机”。如果我们翻看当时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白话刊物，或各种新兴社团之间讨论的话题，便可以看出这几个领导刊物所激起的涟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捡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几个观念或几个名词，便冲泡成一大桶饮料。这几个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调愈激越，主张愈决绝，影响愈大。 你提到撰稿人晚年是不是有对当年言论重新认识和反省的，当然有。譬如陈独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所写的最后文章和书信中所透露出的新认识，就是一个例子。 问：《新青年》做到了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力量整合，其主要撰稿人之间有否有分歧？90年后再思考《新青年》，它的历史意义何在？ 答：民国初年的任何思想运动或刊物，大抵是一个调色盘，总是各种思想五彩纷呈，但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论确实随撰稿人背景及关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开始有一个基本方向，即伦理的、文学的、学术的、打倒旧传统的，后来则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号“德先生”（民主）及“赛先生”（科学）。 不过这里想引用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中的一段话，他认为《新青年》以后的那些年并没有切实往这个主张去发挥，新文化运动后来也没有切实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他的观察有见地，但也有不足。在当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未必切实落实了多少。但是它们（《新青年》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形成了我所谓的：新建构的“价值层级”的最高层。即使它们实际上没能被大规模落实，但是这个新标准悬在那里，此后许多人心中不敢质疑它，或认为理想上应该朝它们努力迈进，《新青年》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记者江南) 学者论《新青年》 何以成为“思想炸弹” 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休华裔教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像，销行不多，每期仅印一千份，1917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此与其反孔教言论固然有关，文学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鲜的趣味。过去的《新青年》，有陈独秀极深的个人烙印，1917年后则有如北京大学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传外，钱玄同又虚构一“王敬轩”其人，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青年读者大为快意。1918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 《新青年》之所以激起了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不但应归功于这个月刊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效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月刊里的《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念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 北上与南下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新闻业，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 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不见得都像胡适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明显比胡适更关心现实政治；但“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确实形成前七卷《新青年》的主导方向。只要还在北京，北大教授们相互制约，《新青年》必然以学理探讨为主；一旦转移到上海，情势大变，不可能回到“趋重哲学文学”的老路。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意义上，我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志。 《新青年》发展五阶段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五四”之前，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它强调“青年文化”，同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代表性文章像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自觉》）。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不合（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文字）。 《新青年》变化的第五个阶段则在“五四”前后，这其间，它的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即是一个例证。1921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阵地。不过，这几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不同阶段之间的文章仍有错杂。 《新青年》不容误读 专家提醒：现在的青年人要把握《新青年》理性的内核，而不是去找对自己有利的只言片语 对《新青年》的纪念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找到它与当今时代的精神血源，并且对当今时代有所裨益，就《新青年》与现今的关系问题，《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了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朱寿桐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内研究《新青年》的基地之一，日前它组织了《新青年》九十周年的学术研讨。 《新青年》仍有“整体”影响力 《国际先驱导报》问：《新青年》现在似乎已成为“历史名词”，它对当今社会仍有影响吗？ 朱寿桐答：不但有影响，而且影响不言而喻，当下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社会运作方式、以及我们的思维习惯，都与九十年前《新青年》确立的新文化传统有关，现在提倡优秀的古代文化，这固然很好，但古代文化并不是当下许多人的自觉，而新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当今人们的骨髓。 问：举例说呢？ 答：现在民众中的民主思想以及个性意识，其精神源头并不是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而是九十年前那场“解放人”的《新青年》文化运动。 问：为什么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无关？ 答：古代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不在百姓，而在皇家，如“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这已经是古代最先进的民本思想，但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舟”，为了皇权长久。 问：《新青年》对当代精神发展仍然有某种“整体”影响力吗？ 答：《新青年》的精神实质是：人的精神弘扬。内容是：人道主义以及个性主义，其完美状态是两者的融合。一方面有对于普泛的人的存在的同情，同时在众人当中突显个人的价值与个性。从这个意义说它开辟着中国历史上的“人荒”。 以上所说的“人”是《新青年》先驱关于人的未来可能性的理想状态，九十年过去了，这一点还并没有完全实现，包括现在所谓的诸多有先锋倾向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说，《新青年》的影响将继续。 人不能“过度解放” 问：《新青年》对时下市场经济下的人文精神是否还能有影响？ 答：在商品化社会中很多人如鱼得水，其中包括知识程度很高的人，但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往往失去了自己个性，现在企业家以及成功人士众多，但他们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实际上他们无意中放弃了对自己个性的经营，而这点是被《新青年》先驱者广泛提及的。 另外，现在有一种社会风气值得“警示”：越来越注重实用、注重眼前以及短期行为，这一点不仅反映在经济界，也体现在文学界、学术界，也包括少数的行政管理者，必须承认，这种风气本身也是价值，它能引发效益。只是，它会遮蔽另一种价值，比如对理想的建构，对理性的建构，对于人性理想状态的追求，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提出“抛物质、张灵明”。这句话现在看来有很新的、更深的含义。它在强化“回归思想”的重要性，即对人生以及理想可能性的丰富与深化。 问：《新青年》在提倡“人”的解放，现在有许多人以《新青年》当时的一些话作为放纵的理由，你怎么看？ 答：《新青年》杂志很宽容，在这本杂志里有非常情绪化的东西，有时甚至登出一些怪话异论，比如：不是说要尊重个人意志吗？那么杀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杀人。这样的话虽然有很大的谬误，但它也登出来。如果现在的青年人要为自己的不好行为硬找理由，到《新青年》中找，其实很容易找到一些“言辞”，因此要小心一些人进入“误区”。 但问题是：一个人的极端自私以及不负责任，并不是《新青年》在倡导，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恶在适应温度上滋发出来的。另外，《新青年》的主导理论是张扬人的理性，在理性上解放个人、并让情感在健康方式上展开。 再有，全盘西化也是《新青年》提出来的，鲁迅甚至说不用读中国书，要读都去读外国书。但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人只有奴性，没有人性”，这样的言论与其说是让你真的按照实施，不如说是刺激当时人麻木的神经。 一句话：要把握的是《新青年》理性的内核，而不是去找对自己言行有利的只言片语。 对《新青年》的误读 问：现在，对《新青年》是否有新的史实的发现？ 答：《新青年》的资料很全，保护得也很好，曾经全套影印两次，杂志保存不同于书，书的第一个版本很难收集到，历史原貌的真实程度就不好说，但杂志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是许多人的作品的结晶，像《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旧杂志，都保存得很好。因为它影响很大，所以即使在解放前，在大的图书馆里都有比较好的保存。因此，在“倡导新文化、新文学”方面，已经没有大的新资料被发现的余地。 问：近两年对《新青年》有无新的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答：这几年，有人以反思历史的名义，以某种极端的姿态，抓住《新青年》中的一些偏激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青年》先驱们以非理性的姿态把中国现代文明拉到不健康的状态，认为当时应该提倡改良，走梁启超的道路，并且否定新文化运动。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的实质是缺乏历史主义视角，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当时的人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被前人改造，也顺利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以上的观点是以无数已经发生的经验来评判先驱者思维的开拓性，即不合理也不公平。(记者苏度) 《新青年》简史 1915年9月15日，流亡日本回国的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首卷到1916年2月15日止共6期，后因战事停刊。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复刊，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易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终止于1917年2月，该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阵地由上海转往北京。 1917年3月至8月，《新青年》第三卷的第六期出刊。之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 第四卷1918年1月复刊，截止至1918年6月。该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 第五卷从1918年7月到12月，第六卷从1919年1月到11月（6月陈独秀被捕，被迫停刊5个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胡适、李大钊之间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第七卷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第九卷第六期后停刊。1923年2月第九卷以至1926年7月，《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刊物，4期后停刊。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语录 从以下《新青年》先驱语录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时年轻人读到这些文章时的“激动”。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发表在这年一月的《新青年》）。他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谈到父与子的关系，说：“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最后他指出“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他又发表谈夫妇关系的《随感录·四十》，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他同时呼吁：“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010—63073377）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