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能不能改变歧视？(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6日11:36 中国宁波网-宁波晚报

漫画林绍灵

　　甲方

　　改名是个良好开端

　　一个有品位的城市，一个人文素养高的城市，就应该是一个职业称呼用语规范的城市。魅力体现于细节，重庆市市长给“棒棒”改名的呼吁，对于打造一个无歧视的城市，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一个城市要想营造一种温暖的家的气氛，就是要从这些容易忽略的小处着手。

　　且不说“棒棒”的称呼到底存在着多少歧视的成分，即便不谈歧视，这样的称呼起码是一种不规范的称呼。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可能会经常有外宾来参观和居住。如果外宾得知，重庆这座城市把广大的来自农村的干苦力的劳动者叫着一种类似“棍子”的东西，外宾会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富有人文气息吗？即便不是外宾，就我这样一个外地人听来，“棒棒”就不那么入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老师的不愿意让人称呼为臭老九，当医生的不愿让人称为白衣狼……那么，做苦力的民工又何尝希望被人称呼为“棒棒”呢？

　　诚然，将“棒棒”改名，绝不可能马上消除所有的歧视。但这样的做法为反对歧视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最普遍最基本的载体，而且这种载体形式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十几年前，我们把“残废人”的称呼改为“残疾人”，实践证明，这一字之改，不仅让很多残疾人感受到了人文关怀，也提高了自信心，同时也让歧视残疾人的现象大为改观。

　　人渴望得到尊重是人的本能。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农民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权利甚至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待遇，不是仅靠改变“棒棒”的名字就可以解决的，要真正解决，让农民工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法规是必不可少的。但出台法规等措施和“棒棒”改名，并不矛盾，它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为“棒棒”改名，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打造一个无歧视的城市，对于提高农民工待遇，又何尝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欧木华

　　乙方

　　“人以词容”还是“词以人容”？

　　我猜想，王市长之所以认为“棒棒”称呼是一种歧视，可能是缘于耳闻目睹惯了市民叫唤“棒棒”时的语调和神态———那种打心眼里歧视的流露，而又非常希望市民们能消除这种不自觉的歧视，所以才建议改个叫法，让大家在“不习惯”的叫唤中学会克制并消除那种“不自觉”的歧视流露。

　　然而，要想改个名字就能让市民从此不再歧视农民工，视之如亲兄弟、亲姐妹，恐怕又是非常不现实的。“棒棒”不过是对在城市边缘生存的农民工谋生方式的一种简单描述，应该说本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棒棒”只是一个群体的名字，就像每个组织都有名字，每个人都有名字一样。

　　名词本是中性的，之所以会逐渐带有感情色彩，那是由其内涵演变决定的。阿斗本是刘备儿子的小名，蜀汉后主也，谈不上有什么歧视之意吧？可是因为其“扶不起”而产生了贬义，如今如果有人呼你为“阿斗”，你肯定会不高兴。再比如，文革的时候，有人称你“富翁”，你可能气得要命———担心马上会被拉出去批斗；现在再有人这么叫你，你嘴上也许仍然搪塞心里却没准非常高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小姐”、“同志”等“被毁掉”的名词今昔感情色彩的转变。

　　总而言之，就名字而言，不是“人以词容”，而应是“词以人容”。如果“棒棒”背后的那一群人在现实中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高，即使换上再漂亮好听的名字，也依然会马上成为带有歧视味道的贬义词。相反，如果“棒棒”背后的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歧视色彩不但不会再有，反而还有利于“知名”方言词的保护。

　　如果政府试图改变市民对“棒棒”的歧视，给“棒棒”改名显然是没有用的，而应该从政府自身的工作出发，努力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如果“棒棒”们“供人使唤的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得不到改变，一切“消除歧视”的办法都只能是空谈。舒圣祥

　　棒棒，重庆人最有特色、流传最广的方言词之一；山城棒棒军，更是响亮悦耳闻名全国。可是，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却认为“棒棒”的称呼其实也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为了改变这种歧视，他希望有人能出个点子，给“棒棒”另取一个名字，让它既能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这种工种的特点。———据昨日《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