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乌龙或自杀

　　看完一场比赛，如果非要找出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么9月15日凌晨深圳队客场挑战阿赫利队的比赛，两粒乌龙球就是最好的选择。

　　足球比赛里最经典的“乌龙球事件”发生在2002年的非洲，马达加斯加的一支球队为了抗议裁判的不公，向自家球门狂灌了149个球。但真正的乌龙球只是一种对自己的“误杀”，就像本场比赛中的杨晨。

　　自杀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沉重命题。作家史铁生认为，“会不会自杀”是区别人与动物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当人觉得活得不明不白的时候才会选择自杀，而动物不会进行类似的思考，因此也不会自杀。

　　深圳队昨天虽然是死于“误杀”，但这支去年的中超冠军沦落到现在这种局面，又何尝不是缘于一种隐性的“自杀”。俱乐部无力经营、球员罢训闹事、比赛不思进取———对于球队这种自杀式的行为，舆论普遍将矛头对准了球员，并斥之为“球霸”。但这里要说的是，“球霸”也是人，也会思考，面对俱乐部经营者的频繁更迭以及拖欠球员工资奖金的种种不正常行为，他们同样会产生“不明不白”的痛苦。为谁踢球，为什么踢球？仅仅是像中国足协所要求的“维护中国足球的形象”吗？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作后盾，没有良好的心态为保证，敢问“形象”从何而来？

　　对于深圳球员以牺牲自己的职业生命为代价的抗争，一味地喊打喊杀过于简单粗暴。相对俱乐部经营者，球员无疑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和讨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有所区别的是，球员们比农民工家底丰厚得多，衣着也光鲜得多，因此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更有转身的余地。

　　深圳队的“自杀”想必不会带来太多的启示性作用，因为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但它却从别一侧面揭示出中国足球的现实，在面对种种不公平待遇时，如果只能选择自杀式行为，那既是中国球员的悲哀，更是中国足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