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集粹：总理握手周笔畅和“超女”有关吗？

　　周笔畅有幸与温总理握手，本来是总理在广东视察过程中的一件小事，可有人却硬将其往“超级女声”上扯，好像这次握手有什么特别的深意，言外之意似乎想证明领导人对“超女”现象挺支持。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有的网友惊呼“温总理原来也是‘笔迷’啊”，有的网友则由此针对前段时间有人对“超级女声”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好像手里握着什么“尚方宝剑”。

　　煤老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群人由于偶然的经济机遇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开始到上海、北京等地购买豪宅，开起了悍马、宾利等天价轿车，引发了种种复杂的议论与评价。以我们时代的财富观来看，只要煤老板的钱来得正当，他们的富裕与挥霍都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们的财富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坏处。但遗憾的是，煤老板的暴富恰恰和矿难的频发产生了一个“交集”，人们不免要质疑，煤老板的钱财里会不会含有不仁的成分。事实上，煤老板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财富是冒着巨大风险积累起来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小煤窑都在超量开采，而安全设施与劳工保护则非常薄弱，许多煤矿几乎都踩着国家政策的钢丝绳在作业。

　　民工讨要自己的“血汗钱”，这个连国家总理都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一些孤立无助的民工来说，只能意味着一次次的辛酸和绝望；而一个真正绝望的人，不是自杀，就是杀人。我们可以想象王斌余因绝望而杀人后那迈向司法大门的更加绝望的脚步，而这扇大门在他杀人之前却是很难进去的；但我们无法忍心想象他踏上死刑囚车前那彻底绝望的眼神。也许，他走进这扇法的大门是在绝望中复活了一丝生的希望；而民意正是在此捕捉到人性的一线灵光，并就此大声疾呼司法伸出悲悯的双手。

　　随着中秋节的日益临近，由中国新闻网等联合发起、新浪等国内门户网站加盟的“同一个世界，和一个梦想”——中秋“申遗”全球华人同行网络有奖投票活动，也正慢慢进入高潮。据报道，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亿万华人共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盛事”，“只有除夕吃饺子、放鞭炮，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中秋赏月……所有这些文化标志加起来，才是文化意义上完整的中国人”。

　　戏剧家们当然更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悲苦的爱情还是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奋斗史，他们都喜欢让一个美女来承载。至于《大长今》，我想制片方决不是随便选了一个天后这么简单，如果此前他们就打算把它弄成一部东方女性的“史诗”的话。金喜善、金贞恩、全度妍、李美妍甚至张真英，这些天后都很棒，很有号召力，但她们统统不行，必须是女神一样的李英爱，只有她能代表几乎绝迹的东方式的优雅和美丽，当然也包括一种受难和重生的美（另一个更加隐世“女神”沈银河是另外一回事）。

　　燕赵都市报:落榜状元的重获新生让谁反思?

　　香港城大以录取李洋表达了他们对招生的价值判断：录不录取一个人，完全是按照自主的教育规则加以考虑。对于李洋，城大的评价简单得很，只会以教育的眼光看他的成绩和素质，不会考虑诸如“高考移民”之类的其他身份。无疑，这种招生体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体制，教育范畴内的评价标准就只能以教育的眼光，而不能掺和其他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或行政的。

　　人类社会，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算不得什么。但一个人在自己家中死去两年却无人知晓，再现于人世，已经是一具白骨。他叫谢洪均，一人独居在广州市荔湾区蓬莱路颜家巷19号的两层小楼内，性格孤僻，“老人晚年养了一只猫，平时总是关着门在家里听粤曲打发时间，没有其他嗜好和娱乐”，“虽然不和别人来往，但不会和别人争执”。老人70岁，如果减去生命中变成白骨的时间，他应该是68岁。

　　对新一代民工来说，他们渴望得到财富的心情非常迫切，但积累财富的过程过于缓慢，融入城市的梦想常常会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当然，低收入者不能因为自身生活困难就理直气壮地去偷去抢。但是，导致收入悬殊的原因，从来都有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因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新生代民工在技能竞争、职业选择以及与资方的谈判方面都处于弱势。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农村家庭收入低使农民子女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长大后自然成为底层的民工。更何况，农民与城市人的差别待遇，又岂止体现在公共教育投入方面呢？

　　然而，面对婚礼的喜庆气氛，面对亲戚朋友间的特殊关系，有的人家抱定“家丑不可外扬”而“和了稀泥”，有的生怕冲了喜气而“内部消化”。正因为此，才使得闹婚者越加有恃无恐，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犯罪。这或许是“小姐伴娘市场”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评价这个结论，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正义”，正义命题可谓法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没有给出统一答案，正如有学者指出，“正义如同普罗米修斯的脸变化无常，不同场合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说明了不同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正义体验。陈步雷先生这种笼统的观点会给社会大众带来危险的暗示：“只要我认为国家没有为我实现公平正义，我就可以动用私刑”；或者“我违反法律是因为我在和恶法抗争”。如此私刑必将泛滥，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下去就会发现，“禁用港台腔”的问题其实颇为复杂，简单地说是该禁还是不该禁，似乎都有失偏颇。笔者愿意提出一个命题，坦率地讲，我也无力解答，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解决“港台腔”及类似问题的话，就必须深入思考、一起来回答这一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政府究竟应该在社会文化时尚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成熟、理性而又富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怎样处理“文化时尚演变”与“公共权力的职责”之间的关系问题？

　　吃喝玩用只是形而下，应对中产阶层的崛起更需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一个健全、健康的中产阶层社会，首先需要配套的是开放、公正、诚信的市场竞争机制。否则物质生活再优渥，没有相应的机制作后盾，就会归于无源之水。对此，学者罗尔斯早有宏论：“竞争市场的平衡被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候出现：很多各自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让步，以便他们能最好地以其让步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回报。平衡是在自愿的贸易者之间形成的自发协议的结果。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平衡都是他通过自由交换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这种自由交换是与以同样方式推进他们利益的其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相一致的。”这就需要继续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倡导诚信观念和蹈行法治理念。

　　已经记不清这是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展开的第几次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了，只知道类似的专项检查每次都是“吹面不寒杨柳风”，检查的风头一过，教育乱收费依旧是百姓痛恨的顽疾。既然要检查，就应该出其不意，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在事先给被检查单位发出通知实行“告知义务”。难道是要给被检查单位一个“自纠自查”的缓冲时间，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极个别“不听招呼、顶风违纪”的单位才会被拎出来示众？如此在开始就显得一团和气的专项检查到底能查出多少问题，实在让人不无担忧。

　　豪华盛宴转眼间就变成了垃圾，真是让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评价。也许，“满汉全席”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精髓”。然而，凡事应该适可而止，需要把握一个“尺度”，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当前举国上下都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之际，耗费巨资，打造仅供观赏三天的“满汉全席”，不论是出于炒作或利润，还是如主办者所言是为了“挖掘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精髓”，终归是一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都不能回避这种活动对资源造成的浪费。

　　不过，我以为那些忧虑者，其实是偷换了一个关键概念：“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方言被彻底驱逐，任何一个大规模推广普通话的城市，都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教育启蒙阶段，让学生掌握普通话技能；在公共场合，提倡民众说普通话；只有在政府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中间，才有说普通话的硬性规定。而在广阔的民间土壤，方言依然毫无阻挡地通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