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震怒（上）

　　1960年11月14日至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工办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自朝鲜访问归来时视察了哈尔滨发动机厂、哈尔滨飞机厂、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贺龙元帅亲眼看到这些厂航空产品质量问题严重，3年未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的飞机和发动机，大批产品积压的事实，十分震怒，严厉地批评了这4个工厂的领导人。

　　全国人民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苹果，换来的东西，你们搞成这样，制成超差品，你们忍心吗？

　　11月14日，贺龙一行由三机部副部长刘鼎、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油江陪同，首先来到哈尔滨发动机厂视察。工厂为便于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在装配车间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

　　在参观展览、听取工厂领导汇报的过程中，贺龙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针对工厂的工作特别是产品质量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十分严厉地批评工厂弄虚作假，3年没出一台合格发动机；批评厂领导“为什么搞那么多民品?”、“你们工厂是航空工厂还是民用工厂?”并指出：“工厂没有树立为空军服务的思想”、“军工厂就是部队的仓库，部队的后勤部。”临走时指示工厂：“停产进行质量整顿，要一刀两断，彻底革命。”

　　尔后，贺龙一行又来到与哈尔滨发动机厂一墙之隔的哈尔滨飞机厂。在厂党委书记王福海、厂长梁洪涛、总工程师胡锡川陪同下，视察了厂铆接、装配等车间。

　　视察完毕，贺龙元帅于上午11时至下午1时40分，在工厂第二会议室，召集了哈尔滨市7个军工厂主要领导干部和省市委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贺龙等领导讲了话。贺龙亲眼看到军品质量问题如此严重，两厂3年来未生产出合格的发动机和飞机，作了三点指示：

　　1.质量问题要狠狠地抓，要开展质量整风，要整好，不这样就不能解决问题。只图数量，不顾质量，3年未出合格飞机这是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

　　2.质量整风要树立对立面。党委内部要树立对立面，大会也要树立对立面，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和平共处”是不行的，不斗争就不能解决矛盾。

　　3.要开展批评。批评军老大，批虚夸，批弄虚作假，批欺上瞒下。

　　贺龙说：“质量整风要下决心搞好，不彻底解决问题交不了帐，不但向部、局交不了帐，向军委、中央也交不了帐”。又说：“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严厉地批评。下次来，如果还是这个样子，就不是批评的问题了，就要追查党性、责任问题了。到那时，问题就严重了。因此，要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也要拿出合格产品。当然，也要解决技术、生产、管理问题。”

　　在贺龙元帅的这次视察中，还对周恩来总理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一架直5，因有故障，滞留南宁，无法出国一事做出决定，直5停止出国。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1959年12月，国产化的直5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后，周总理决定送一架直5型专机给越南胡志明主席作为生日礼物。1960年5月，哈尔滨飞机厂和发动机厂接受了改装任务（航空工业局决定改装两架直5）。两厂职工经3个月努力，期完成改装任务并试飞合格。9月15日运抵南宁，经就地试飞，情况良好，准备即日飞赴越南。恰值此时，航空工业各厂贯彻军委指示，开始整顿质量。哈尔滨发动机厂经全面复查工艺技术资料，发现直5发动机有4处问题，需在直升机上再作一次振动试验，为此于10月17日，三机部向周恩来总理书面报告此事称：“试验合格后，即可保证出国使用。”贺龙元帅视察工厂时，驻厂军代表夸大发动机的质量问题，并把装用少量国外成件说成是是装用别人的发动机，故贺龙做出了停止出国的决定。后经检查这架直升机工作正常，调往新乡部队长期使用良好。

　　11月20日，贺龙一行又来到沈阳。视察沈阳飞机厂。贺龙在沈阳飞机厂总装车间看到大批飞机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成品材料积压浪费，非常痛心和气愤，严厉地批评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你们为什么不按文件办?我们宁可肉不吃，鸡蛋不吃，油不吃换来的东西，你们搞成这样，为什么做成超差，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贺龙副总理在总装车间向同来的女同志说：“女同胞，你们看，这些都是废品，我不看了，越看越生气。你们的板报上写的都是‘质量第一’，就是不照办！”这些批评在全厂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在厂试飞站，驻厂军事代表向贺龙元帅反映，“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也是不合格的。”

　　贺龙吃了一惊，“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还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罗瑞卿也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外国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飞机嘛!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到你们是搞假动作，瞒上啊!”原来，驻厂军代表所反应的这架飞机，是工厂返修的第一架机号为0104的歼6甲飞机。

　　沈阳飞机厂在1958－1960的三年中未出一架合格的歼6飞机。在1960年5月18日和6月24日，歼6飞机两次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均提前破坏（第一次93％；第二次91.3％），在航空工业系统造成极大震动。装配成的111架飞机，没有一架合格，全部积压在厂，沈阳飞机厂成了“养鸡（机）场（厂）”。

　　沈阳飞机厂开始返修第一架歼6甲飞机是在1960年7月末开始的。该机经全面检查，发现大小故障1401条。检查了各系统的导管，发现有铁屑、砂子、胶皮、纤维、油膏等多余物。有的系统经36次清洗，才达到无多余物。装在外部的橡胶件全部产生裂纹报废。以加大直径的铆钉更换了严重超差的铆钉。返修拆换工作相当艰巨。据部件装配车间统计，返修一架飞机部件的工时15000小时，相当于新装配一架半飞机部件的工作量。返修的飞机，虽在技术上勉强达到要求，但飞机外形有一定的缺陷，如蒙皮划伤严重，铆钉不平和镦头偏斜等。此外，由于不协调，应该互换的部分零件、组合件和部件不能互换。在返修过程中还用了不少加大螺栓，使维护工具不能通用。因此，不得不制造一部分备件和专用工具，随返修的飞机出厂。

　　根据歼6两次静力试验不合格情况，苏联总设计师代表谢苗诺夫提出加强机翼的方案。在主梁与后长桁三角区以铬锰矽钢板加强，这样，在银色的机翼根部，背上了一块黑色的加强钢板，这成为歼6返修飞机的最明显的标志。

　　8月1日，背了加强钢板的0232号机（返修的第3架歼6甲）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加载到设计载荷的110%时才破坏，静力试验合格。以后，歼6、歼6甲均用此方法进行加强。

　　按理说，飞机背了加强钢板才勉强可以使用，本是航空工业的“耻辱”，应认真反思，汲取教训。但在那个浮夸风盛行的年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8月末，当返修的第一架飞机试飞合格（实际上还有故障）。工厂即急急忙忙向上级“报捷”，印发了“号外”，并杀猪41口，在全厂大肆进行庆祝。省、市、航空工业局也发来贺电。

　　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怒斥这种弄虚作假的恶劣作法（在其后召开的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议上，此事被作为一个弄虚作假的典型予以公布），当即果断地决定：“重新试制！不要采取改良的办法。新的与旧的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飞机，都要严肃认真。”罗瑞卿表示赞成：“对，从头做起。新的、旧的之间划一条线，不要搭界。新的，按正规做法搞，重新投料；旧的，这批不合格的飞机，要考虑补救办法。”他问厂长和工程师：“你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回答：“我们就照这个指示办。”

　　当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后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2004年逝世）徐昌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贺老总来沈阳飞机厂那天，他正在工厂招待所里写材料。厂保卫处处长急急忙忙来找徐昌裕，说薛少卿局长叫你赶紧到厂里去，贺老总正在发脾气，你要小心啊！徐昌裕知道是因为飞机质量问题，当他赶到贺老总那里，刘亚楼劈头就说，就是这个徐昌裕，空军出来的，现在忘本了！贺老总问，你是干什么的？徐回答说在航空工业局管飞机。他又问以前干什么的，徐说以前是空军修理厂的处长，贺再问在空军以前是搞什么的，徐答是从延安来的。贺老总听说是从延安来的，情绪好了一点。他又发一阵脾气，罗瑞卿也跟着说。

　　当天，贺龙一行还到了沈阳发动机厂。贺龙问厂长：“你们对引进的外文资料消化透了没有?”厂长说：“前几年，引进的资料有一部分还没有开箱，试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配到超音速飞机发动机上，结果不合格。”

　　贺龙对厂长和党委书记说：“已经造出来的，要一件一件地检验，合格的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要下这个决心。发动机质量不好，空军就不接收。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在技术上一定要‘先学楷书后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认真试验的不能随便改。我说的中心意思就这么一句：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

　　11月21日，贺龙副总理在北陵休养所（友谊宾馆）召开会议，罗瑞卿、刘亚楼、以及辽宁省委书记李东冶、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三机部部长张连奎、三机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薛少卿、副局长徐昌裕和沈阳地区各军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又一次严厉批评沈阳两厂负责人，并痛心地说：全国人民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苹果，换来的东西，你们搞成这样，制成超差品，你们忍心吗？贺龙说：“你们搞质量象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象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贺龙元帅指定省、市委书记及三机部副部长薛少卿亲自召开沈阳飞机厂职工大会，开展质量整风。

　　11月24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会议由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主持，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薛少卿，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李东冶参加了大会。焦若愚和张连奎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全厂职工帮助领导整风，搞好产品质量，生产出优质飞机。从此工厂停产，进行质量整风运动。25日，贺龙在京给辽宁省、沈阳市、三机部、空军领导发出指示：

　　（1）要彻底发动群众，就要反复深入地进行动员工作。说明这次整风是为了把党的事业搞好，而不是为了追究责任。

　　（2）整风运动开展好，关键在于各厂的领导，只要厂领导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其它干部的思想问题也就此较容易解决。

　　（3）在整风运动中要有狂风暴雨，也要有和风细雨。没有狂风暴雨，不会真正引起大家的警惕和震动，所以必须要打的痛，挖的深，同时，还要有和风细雨，以便把问题解决的细致和深入。目的是通过这次整风把大多数同志教育过来，使我们今后的工作真正能够彻底转变过来。对于部、局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应该让大家提，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家有意见没有机会提，大家就不能心情舒畅，心服意服，就会阻碍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各有各的帐，不能把帐都记在工厂的头上，只有分清责任，各自克服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才能够把我们整个军工生产的情况彻底转变过来。

　　在11月这次视察东北4厂中，贺龙看到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如此严重，始终愤怒不息。

　　其实贺龙元帅震怒，这还不是第一次。

　　贺龙于1960年1月起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960年1月5日，贺龙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这是贺龙第一次主管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贺龙深感责任重大。上任第二天，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为了工作方便，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国防工委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贺龙于1月13日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在工作上重视调查研究。他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准备用1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地调查研究。

　　1960年3月17日，贺龙、聂荣臻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成都飞机厂视察基本建设情况。

　　成都飞机厂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建设的喷气式歼击飞机制造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党中央、国务院为加速发展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决定在西南大后方兴建一座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为此，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赴到祖国的大西南，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

　　1958年10月18日，厂区工程破土动工。在73天内就开工了34个项目近14万平方米，9个月内7个厂房、21栋宿舍就基本竣工，临时动用。但是，由于当时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使工厂初期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十分严重。

　　在厂外203栋办公楼，贺龙一边听厂党委书记杜向光汇报，一边眺望施工现场。他有感触地转身问刘亚楼：“你这个空军司令到过苏联，飞机制造厂就是这样乱吗?”接着，贺龙元帅看到室内墙壁上一条裂缝，用手杖轻轻地一捅，砖块就转动了。贺龙对建筑质量竟如此低劣大为震惊，严肃地质问：“这是怎么搞的?”厂总工程师晋川回说：“这是空斗墙，为的是多快好省”。贺龙严厉地批评说：“什么多快好省，这是少慢差费！这么大个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吗?建国防工厂嘛，不考虑百年大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

　　从办公楼出来，贺龙、聂荣臻与刘亚楼在杜向光、晋川陪同下步行到4号厂房。贺龙指着那些细小的厂房柱子问陪同的厂领导：“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又那么细，垮不垮得下来?”晋川说：“垮不下来，有安全保险系数。”贺龙不放心地望着晋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能保证?垮了我找你。”杜向光介绍说：“他(指晋川)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贺龙接着问晋川：“你是管生产的，这样的厂房能满足生产要求吗?”晋川见元帅如此关心工厂建设，便如实地汇报：“有问题，有过争议，也提过不少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贺龙生气地问：“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过吗？”晋川答：“没有”。

　　贺龙元帅气愤地说：“你们眼中还有没有中央?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马上给我写个材料，我拿回北京通天去”。

　　贺龙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程师说。贺龙气愤得一时语塞。第二天，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成都发动机厂是与成都飞机厂同步配套建设的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大型企业。位于成都市东郊。

　　贺龙不喜欢听口头汇报，当他们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便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党委书记介绍说：“工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与成都飞机厂同时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贺龙问：“什么是‘六边’？”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生气地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在会议室里，贺龙气愤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过来。”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贺龙通过对四川航空企业的视察，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返回北京第二天，他就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他还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两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事实上，贺龙元帅所亲眼所见成都两厂的建设质量低劣和东北4厂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问题，其根源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当时，全国范围内“超英赶美”，“大放卫星”波涛汹涌，高指标、瞎指挥盛行，规章制度遭到粗暴地践踏，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了时尚，“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本来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暴露，并引起一机部和航工业局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工厂开展质量整顿工作。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非但未纠“左”，反而反“右倾”，把“左”的干扰推向了极致。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以沈阳飞机厂为例，在上级三令五申要求“反右倾”、鼓干劲、上产值的情况下，直到10月下旬，厂党委才不得不改变了整质期间安排的生产优质飞机的计划，提出了“全厂总动员，大干40天，为提前20天完成全年总产值而奋斗”的口号。全厂从11月起掀起了大干总产值的新高潮。接着1960年初“开门红”，连续大干。歼6(米格19C)飞机刚试制出来，未经过设计与生产定型阶段，就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投入毛料494架，投入零件加工达334架。这种不顾产品质量好坏地大干总产值，给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又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工厂还根据上级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全厂批判和处理了184名党员，135人被戴上“右倾”帽子，严重地伤害了党内一些较好的干部。

　　从贺龙元帅视察过的东北这4家航空工厂来看，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危害十分令人痛心。

　　哈尔滨飞机厂3年未出一架合格的直5型直升机。沈阳发动机厂1959年共生产60台发动机，没有一台合格。直至1960年末，沈阳发动机厂也未生产出一台合格的涡喷6发动机。

　　沈阳飞机厂的质量问题则更为严重，损失浪费更为惊人。1958年至1960年，该厂试制歼6甲飞机投料84架，歼6飞机投料494架，两个机种共投料578架(因不按计划均衡生产，有些零件投料超过此数)，计用黑色金属11999吨，有色金属3010吨，外购成品75000件。1959年9月至1960年6月，办理废品补制16570项172万件，耗用钢材、铝材186吨。废品损失与返修损失2991万元。停产整风以后，两种飞机的生产和返修中断。共按120架（已出厂5架、静力试验4架、在制111架）配套后，其余的5架前机身、30架后机身、250架3273项组合件、零件（占全机12268项的26.6%）、150架2256项零件（占全机18.3%）、100架1267项零件（占全机10.39%），全部报废，仅工时损失相当于生产100架飞机的工时。已装配成飞机和部件的111架飞机和工艺装备被隔置一边。成品过期，飞机零件及工艺装备生锈等损失也是很大的。仅1960年一年，成品生锈、过期损失就达569万元。1960年，工厂处境非常困难，积压资金2.2亿元，贷款1.99亿元，全年支付利息1102.2万元，相当于当时全厂职工全年的工资总额。

　　对沈阳飞机厂的质量下降形势，苏联专家也曾坦率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1960年7月，苏联专家留比莫夫对一机部副部长方强说，沈阳飞机厂生产的歼5（米格-17）飞机的质量不比苏联飞机差。该机质量好，是由于生产秩序、工艺纪律好，歼6、歼6甲飞机质量不好有一系列问题，如材料质量不好、代用材料不符合要求、超差品很多、检验不严、生产纪律松驰等等。要扭转这个问题，必须加强工艺纪律，从材料开始到产品出厂，建立起严格的生产秩序，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不单是航空工业。应当说，旁观者清，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

　　贺龙元帅视察过的沈阳、哈尔滨4厂，本是航空工业的重点企业，全部被纳入苏联援助我国156项目之中。在“一五”期间，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的过程中，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特别是1956年喷气式飞机歼5和发动机涡喷5试制成功，使中国一举进入了喷气时代，跻身于当时世界少数能够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国家行列。如果乘胜前进，这4家企业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面对航空产品质量如此严重下降的状况，贺龙元帅果断地做出了“一刀两断，重新试制”的重要决定，并且十分大胆地提出了“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贺龙元帅甚至愤慨地说，我今年65岁了，我还要拼命干它几年，拼死就算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