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人自主的公民社会

　　———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程度，取决于具有公民精神者在国民中的比例，依赖于公民社会的建构水准。这要求越来越多的国人具有公民身份之自觉，以主权在我的积极态度参与公民社会的伟大建构。

　　在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渐呈崛起之势的中国不能不筹划走向更高处的道路。这并非仅仅由于中国在求变图强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更是因为改革开放的逻辑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对于中国深化改革的具体操作路径，各界人士争论正酣，不同立场的博弈造就出复杂而富有张力的语境。

　　正是在这种热烈的讨论声中，《新青年》（创刊初期名为《青年月刊》）创刊90年的日子到来了。这份诞生于1915年9月15日的刊物，曾数度停刊，社址也不得不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游移，其创办者陈独秀的命运更是曲折多变。我们由它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某些理路。在回到90年前的文化语境中时，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知识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早有比较完整的设计。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之路，至少部分地由这些原初设计所引发和推动，重温90年前的思路有助于我们为当下的改革寻找更多启示。

　　虽然陈独秀在1918年前是《新青年》的惟一编辑人，但《新青年》所倡导的精神早已在当时就已经影响深广，现在更是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不仅以慷慨激昂的言辞批判了旧文化，而且以清晰的思路，设计出人人做主的开放社会图景。在他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主张中，至少有四项实质性地涉及了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具体道路。其中，对个体主权的论述，尤其有助于我们筹划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於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欧洲公民社会之建构，的确与人们从君权、教权、男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同步。公民者，有某国国籍而根据法律享有权利之个体也。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建构公民社会的意义，也在于实现这种平等精神。以《新青年》所倡导的个体主权思想来反观当下中国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三农困境、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诸多病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的路走错了，而是说明中国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尚未完全落实为对公民社会的建构。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认识到以民为本就是以公民为本，是将公民主权原则彻底贯彻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凡吾国之公民，不论男女、贫富、民族、籍贯、职业，皆国家的主人，在基本的权利、义务、人格上均应处于平等之位。即便现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也须以建构人人自主的公民社会为根本方向。只有这样，今日的中国才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我们才能将改革开放的民族大业进行到底。

　　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国人应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地参与其中，主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对于这一点，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发刊词中也有论及：

　　“我有手足，自讨温饱；我有口舌，自限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认为独立自主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出于对90年前社会局势的憎恨，陈独秀先生在说这番话时用词激愤，但他所说出的道理，却颇符合公民社会的法则。公民社会以公民为本位，其建立有赖于全体公民主动地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如果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关怀底层人民体现的是过时的贵族意识，那么，被动地等待拯救则属于陈独秀所说的“奴隶的道德”。惟有以平等之心、独立意志、主权者身份参与社会之改良者，才具有真正的公民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程度，取决于具有公民精神者在国民中的比例，依赖于公民社会的建构水准。这要求越来越多的国人具有公民身份之自觉，以主权在我的积极态度参与公民社会的伟大建构。在人民成为真实的公民共同体时，它将成为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

　　《新青年》出于力量单薄的知识分子之手，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仅有陈独秀一个编辑，但却因为倡导独立自主的人格而激发了众多作家的激情，引导他们创造出了新文化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个范例本身就证明了个体主权的力量和建构公民社会的合法性。今天，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之时提倡独立的公民人格，便是在继陈独秀等先行者未竟之事业，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福祉着想。在我们如此行动时，《新青年》的精神越过90年的漫漫光阴，成为我们活的灵魂资源。

　　作者：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