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听抗联夫妻口述

　　1963年至1964年，我（编者注：本报记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受学校的委派，协助抗联战士白生太、徐云卿夫妇写作革命回忆录。近二年里，两位前辈给我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现将其整理出来，经其子女同意予以发表，以示对二老的深情怀念，并以此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抗战胜利后，我们抗联协助苏联红军接管日伪政权，收缴敌伪武装和物资。经过周保中总指挥同苏联红军远东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多次商谈，苏联同意将收缴的武器和物资交给我们。为了把这个重大消息及时报告在沈阳的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年10月中旬，周总指挥派我到沈阳送信。出发前，周总指挥严肃地对我说：“这封信很重要。人在信在，如果遇到危险，把信毁掉，决不准落到敌人手里；这封信，你一定要面交彭真，不准第二人转，也不准第二人收。”最后，他又要了九十发手枪子弹给了我，要我确保安全。

　　到沈阳时，夜幕降临，我住在抗联冯仲云部。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日伪中央银行，一进屋就问：“哪一位是彭真同志？”一位身材魁梧的高个说：“我是彭真１我马上立正报告：“周保中总指挥命令我送来一封信，要我面交，您亲收，请检查，并给我收据。”同时，右手敬军礼，左手递信。但站起来接信的却是和彭真坐在一起的另一位同志（以后才知道是陈云同志），我立即说：“对不起，这封信要交给彭真１彭真同志笑着说：“交给他和交给我一样嘛１彭、陈二位首长看完信后，很高兴。扭头见我还在敬着礼，二人相视一笑，我说：“还没给我收据呢。”陈云同志把我的手拉下来，说：“没问题，亏不了你。来，快坐下来吃水果１第二天，首长派我到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商谈并解决了运输工具问题。

　　我回到长春一个月后，在长春一所大学又见到彭真、陈云二位首长，他们热情地同我握手，彭真对周总指挥开玩笑地说：“你的这个小鬼真厉害，信非要我接，给陈云都不行。”陈云也笑着说：“不给收据，敬礼的手都不放下来……”

　　徐云卿口述

　　1938年5月，我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任班长。

　　我们这个小分队由曹炳臣处长负责，一天曹炳臣处长带着我、李福春，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矿山找粮食。李福春和那个姓刘的，突然掏出枪来对准我和曹处长，说：“老子不跟你们干了。这样下去，不饿死也得冻死。要想活，就和我们下山……”原来他们要叛变。这时，姓刘的向曹处长开了枪，这一枪正打在曹处长头部，鲜血四溅，也溅了我一身。我掏出手枪向刘开了火，没想到胳膊碰到桌子沿，第一枪打偏了，第二枪又卡了壳。两个叛徒一起把我按在地上，五花大绑捆起来。我又气又恨，骂道：“你们竟朝自己人开枪，你们还是人吗？”

　　周围的十多个矿工听到枪声和吵骂声，立即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两个老爷们欺侮一个女的，算什么本事１“跟前儿的寒春沟都是鬼子，一听到枪声肯定会来的。他们见人就开枪，你们得死，我们也得倒霉。”两个叛徒有些害怕，开始时威逼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不肯，他们不敢多耽搁，一溜烟跑下山去。工人们给我松了绑，与我一起埋葬了曹处长。工人们先把我送到井下隐蔽起来，第二天随下班工人混过当班的敌人耳目，在工人们的帮助下找到了郭把头。我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动员郭把头帮助抗联渡过难关，郭把头和工人们平日就恨日本鬼子，他们帮我筹到将近60人的给养，我一再向他们表示谢意。第二天，他们给我找了个向导，送我上路了。

　　本报记者 王沐

　　白生太

　　1920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1937年6月加入东北抗联第七军二师，先后给军长李学福、代军长崔石泉（崔庸健）当警卫员；1941年春入苏，学习无线电报务，后任八十八教导旅无线电营少尉军官；1945年8月22日随苏联红军进驻长春，任长春邮电管理局卫戍副司令；1946年冬任吉辽军区专用电台台长；1957年5月任吉林省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64年11月转业到水电部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1983年12月离休。1993年11月28日逝世，享年73岁。

　　徐云卿

　　1917年生于辽宁省西安县。1929年随父母逃荒到黑龙江省林口县。1936年5月参加抗联第五军妇女团一大队。1941年初去苏联。在抗联教导旅任野战医院护士长。1946年春任吉辽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外科医生。1948年秋转业。先后任珲春县妇联主任、沈阳军需三厂副厂长、铁西区总工会组织部长、沈阳搪瓷厂党支部书记。1957年5月调任吉林省长春制药厂党总支书记。1981年12月离休。1984年3月25日逝世，享年67岁。

　　本报全权 策划组织

　　7月20日，特快专递，长春—北京。当抗联老战士白生太、徐云卿的女儿白福兰捧着母亲的遗作、第三版《英雄的姐妹》时，眼中噙满了泪水……

　　在母亲去世的二十年里，白福兰四处寻找《英雄的姐妹》，决心把此书再版。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东北烈士纪念馆把馆藏孤本复印一套送给她，长春抗联老战士庄凤把珍藏40多年的初版精装本送到她的手里，吉林市抗联英烈姚新一的孙女送来了二版本。

　　吉林人民出版社主动热情地承担了再版任务。原是薄薄的小册子，两个月后，竟变成了一本图文并茂、高品位的精品图书。抗联前辈、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94岁高龄的韩光同志欣然命笔为书题词。

　　《新文化报》受白福兰的委托，全权处理再版事宜。报社记者做了大量联系、组织、协调、策划、采访宣传、资料搜集、史实订正等工作。做这些工作不但是无偿的，而且在出版经费紧张时，还解囊相助。本报记者 王沐

　　小资料

　　《英雄的姐妹》是抗联战士徐云卿写的革命回忆录。书中翔实地记述了八位女英烈面对强敌，宁死不屈，投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以及徐之卿与八位女战士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和生活的经历与情谊。

　　月圆神州情勿忘国耻恨

　　又到月圆。月圆的中秋夜，中国人的团圆夜，这是中国人传承了千百代的习惯。今年中秋节很特殊，适逢“九·一八”国耻日。

　　７４年后的９月１８日，正逢中秋。从“九·一八”那天起，无辜的中国人一批批倒在脚下鲜血未凉的土地上。夜空里那轮圆月，可否还记着半个世纪前那战争硝烟中的离合悲欢？

　　“九·一八”事变，抗战中国耻辱的开端，灾难的开端，觉醒的开端。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中国东北，铁蹄所及，哀鸿遍野；而中国军民从未停止过反抗与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次浴火重生。

　　那天正好是东北军发饷的日子。22时，驻守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被一声爆炸声惊醒——日军炸毁铁路的地方离北大营仅一里地左右。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响了起来，枪声越来越近。日本人打进来了。“打１９７岁的陈广忠在响亮地说出这个字时，同当年一样，恨得牙痒。

　　策划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军官。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这或许是“九·一八”的最后尾声。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伸张正义、洗刷耻辱和惩处罪恶的结局，又怎能祭奠那２１００万死难者和无数个破亡之家！

　　公历与农历的历史巧合警醒人们，在中秋赏月、阖家团圆之际，勿忘当年赴汤蹈火、殊死奋战的中华儿女，勿忘当年可歌可泣、英勇卓绝的救亡图存。甲子轮回６０年。６０年前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６０年后，却隔在了海峡的那岸。抗战中盼着团圆的两岸同胞，今天，依然在期盼。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中秋佳节之际，人们既要品尝“小家”团聚的喜悦，更要回忆当年“大家”被日本鬼子侵略的耻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有“大家”的繁荣昌盛才会有“小家”的和谐幸福。

　　用什么样的形式过好今年的中秋节，把它变成凝聚并释放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团圆的欣喜和历史的悲歌交织穿插，使得今年的中秋节很不平凡。据新华社

　　九·一八，不该淡忘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这是一个必须记住的时间。但许多人在淡忘。

　　“夜10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残历碑”上，以这样高度浓缩的形式记录着这段历史。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真相已被揭露，然而我们记住了什么？根据媒体调查显示：两成多的大学生忘记了九·一八，23.96%的人只是表示了解。而小学生知道这段历史的更是鲜见。“下一代对这段历史的不了解，不能不叫人担忧。”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的语气沉重。目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参观者以旅游团队为主，假期或是纪念日，有些学校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平日里的参观者不是游客，就是老年人。

　　“人们对历史事件的间歇性纪念，和不能贯彻始终的教育及行动的随意性有关。”一位史学专家说，“九·一八”当日鸣警报的时候，要求汽车停止行驶，有多少人遵守？（综合）

　　老馆长执著看护“血泪山”

　　踏着泛黄的落叶，昨日，记者登上了白山市石人镇石人“血泪山”。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昆虫的鸣叫似乎在告慰睡在这里的冤魂。万人坑、填人沟、重叠尸骨、白骨坡，如此的字眼一块块碑牌，唤起人们心中的痛恨。今年6月1日，“血泪山”的看护与管理被通化矿务局移交给了江源县人民政府。

　　当地的人都能讲起那段历史，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在现白山市石人镇开煤矿，并雇佣大批汉奸、打手专门看管从各地骗来的矿工。死了或病了的矿工就被扔在煤矿附近的山上。“‘血泪山’上有三个万人坑，其中最大的一个有36米长、3米多深、6米多宽。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有的是民工，病了或死了，就再抓来一批。在这座山上，有名有姓的千余人，没名没姓的就不计其数了。”老馆长邱立平说，山上原有一条２００多米长、３米深的自然冲刷沟，死难矿工的尸体就被一层层地填满了这条沟，此为“填人沟”。每到下雨时，尸体就被冲到下面的山坡，形成白骨遍地的“白骨坡”，这里还有“父子坟”、“夫妻坟”等，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了当年那段惨痛的历史。山脚下，是当年给日本人充当打手的三个罪魁。

　　1964年，通化矿务局在白山市石人镇“血泪山”、“万人坑”下建成一座教育展览馆，旨在向后人展示当年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矿工的血泪历史。“当年，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参观拜谒，纪念馆20多个讲解员、山上是十多个当年幸存下来的老矿工实地讲解，每天都要接待1000多名群众。”一直居住在附近的彭老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好像事情就发生在眼前一样，老人显得特别激动。1984年，石人“血泪山”被纳入吉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邱馆长讲，当年刚建展览馆时，山上有许多实物景点，参观者可看到被铁线捆住双腿的肢体和被击穿的头颅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泪山”上当年修建的纪念碑已经被杂草淹没，许多纪念碑的座基已经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立在山脚下石碑上的血泪山简介也因岁月的冲刷变得十分模糊。

　　虽然“血泪山”的工作又苦又赚不到多少钱，可邱馆长一直执著地每天都要到“血泪山”上转两圈，虽然现在来参观的人已经很少了，可只要有人来，邱馆长不管家里多忙，都会立即赶来热情地给来访者讲解当年的那段历史。“我是在1993年来到血泪山陈列馆的，说是陈列馆，其实当时只有一个资料员和这座山了。现在，就连我也是聘用的了。”邱馆长难过地说。

　　今年6月1日，通化矿务局终因无法打理“血泪山”，将其移交到江源县政府管理。8月末，山上的松树被大规模采伐。“这些松树都是1954年种的，已经50多年了。”据邱馆长说，总共被伐了约400立方米的树，约占山上所有树木的2/3。山秃了，“血泪山”更加凄凉了。

　　本报记者 传印 卢红 文/图

　　血泪山纪念碑已经破损斑驳（新闻编辑：曲兆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