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刻恩施赴任(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8日10:16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1945年8月，孙蔚如任第六战区上将司令长官时的照片。夕阳西下，一轮红日慢慢沉没在苍茫的群山中，天边晚霞给战地增添了些许瑰丽。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部坐落在恩施的半山腰中。大山作屏，古木为障，使人感觉不出这里就是抗日战争华中地区的军事指挥枢纽。

　　晚饭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和幕僚数人走出军营，松弛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将军看到落日的情景，淡淡地说道：“小日本的日子不会长了。”

　　“何以见得？”少将高参李百川问道。李百川是陕西三原人，学富五车，是孙将军幕僚中惟一的高级文职人员，艰苦的中条山3年防御战中，李先生担任第四集团军秘书长，军中文告多出于其手，故与将军的说话都带着乡党的特点——直来直去。

　　“日本国小物稀，战线又那么长，能支撑到现在，都算人家娃有能耐。你想，6号美国给它扔了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出兵东北，它就是三头六臂，也难挡致命一击。再回想咱们撤出中条山，小鬼子也没渡过黄河，说明其攻势已成强驽之末。”“说得嫽！强驽之末，未穿鲁缟，将军此言，可谓是军宿恩施营，走马夜谈兵。”

　　这时，只见一骑飞到：“报告长官，中央急电。”将军一行回到军营，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拿着一封电报，满面春风：“司令，日本招架不住了。”将军一看电报译文：“日本将要投降。”六个字重若千钧，将军为之一振，心潮汹涌。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起战争，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一夜之间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身为职业军人的将军闻讯，一股血气无法遏制，挥笔写下“誓雪国耻”的誓言，在西安群众集会上发表谈话：身为军人，必须以热血头颅与强日拚命，非将倭奴驱逐国外，以夺还国家领土……

　　1938年，日寇劲旅牛岛、川岸两个师团挟晋北得胜之势，直扑秦、晋、豫三省军事要隘风陵渡，将军向蒋介石请战：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毅然辞别卧病在床的老母，率领31军团（后扩为第四集团军）三万子弟兵夜渡黄河，硬是用一腔腔满怀报国之躯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血肉长城。整整三年，两万一千名三秦男儿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终使敌寇未能跨过黄河一步。

　　14年的抗击，8年的血拼，日寇铁蹄所到之处，无处没有殷血飞溅，无处没有民族存亡的呐喊。听到这令人为之振奋的消息，这个从辛亥革命就投身中国革命的百战将军怎能抑制住汹涌澎湃的心潮。

　　“这是真的吗？”历经战火洗练的军人都怀疑消息的准确性。“不会错，这是中央来的电报。”身为蒋介石、陈诚的亲信、掌握实际军权的郭忏毫不怀疑消息的准确性。其实，孙蔚如将军也相信这条电文的真实性。“郭兄，烦你招呼各集团军把消息控制在高级将领范围，各军此时要更加警惕，谨防日寇困兽犹斗。”

　　孙蔚如将军率领的第四集团军，是蒋介石最不放心的一支部队，其麾下的38军，高级将领大多思想进步，在完成中条山阻击防御战之后，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将孙蔚如提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只允许带一个警卫团和一个特务营担任警卫。随员有高参胡振家（地下党员）、李百川、蒋听松、王子义，警卫处长康朴，机要秘书姚警尘（地下党员）、米暂沉、严信民、机要译电员毋阳生、主任医官秦邦宪、随从副官赵文斌、徐鸿恩、卫士李映光。为了利于战区工作，孙蔚如将军专电呈请蒋介石批准具有传奇色彩的陕籍实业家连瑞琦担任战区秘书长。连瑞琦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杨虎城将军的交际处和军医处任过处长，后离开军界在上海办药厂，思想比较进步，既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又与孙将军关系密切，特别在国民党上层关系广泛，尤其与陈诚交谊甚深。因此，蒋介石很爽快地批准孙蔚如呈请。

　　其实，孙蔚如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时，在重庆述职时，连瑞琦就介绍他与重庆八办接触，重庆八办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向将军交待三件事：一、看望关押在恩施的叶挺将军；二、不要进攻游击队；三、关照“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

　　恩施赴任伊始，孙将军悄悄吩咐连瑞琦代他看望叶挺将军，连瑞琦探视归来报告，叶挺将军住的房子破漏不堪，与两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将军不禁勃然大怒：“北伐名将，落此地步，天理何在？”随即通知副官处修缮叶挺将军的房子，再三嘱咐尽可能地好一些。过了几天，叶将军回拜孙蔚如，英雄相惜，交谈甚欢。自此，叶挺将军在恩施就自由多了。

　　悲喜交加

　　6天之后。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一个苍凉的声音从日本东京广播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举国沸腾了。在重庆、在延安，从大兴安岭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重镇，从繁华都市到山村小寨，无处没有欢庆的爆竹声，无处不是欢腾的人流。翻开百年近代史，一个屡遭列强蹂躏之民族，靠着一个民族精神，凭着坚忍不拔、前赴后继的赴难精神，第一次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一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尊重。

　　第六战区长官部。

　　士兵们欢呼起来，他们用男子汉那种粗犷的声音抒发压抑八年之久的沉郁，司号连吹起了高亢的冲锋号，警卫团的士兵一字排开，冲锋枪朝天射出欢庆的火焰。

　　“杨师，把我那坛陈年‘西凤’搬出来！”已经戒酒多年的孙蔚如将军高兴地招呼着厨师长杨沛福。参谋长郭忏一见孙将军没有平时的礼节，俩人抱在一起，几乎同时说了一句话：“我们赢了！”

　　军人没有斯文，军人有的是粗犷。这是用炮火、鲜血磨炼出的粗犷。孙蔚如把一大碗酒揭起干了，郭忏也是如此，就连连瑞琦、李百川这些文职军官，也是一饮而尽。

　　一大碗“西凤”下肚，不胜酒力的李百川眼圈红了，拍打着孙蔚如的肩膀说：“咱们赢了，我就想起把命扔在中条山的两万名子弟兵。”说着，两颊已是涕泪涟涟，“咱们也敬他们一碗，让他们的在天英魂与我们共庆这惊天喜讯。”孙蔚如也是热泪盈眶，拍拍这位知己的肩膀，端起一碗酒接着李百川的话茬说：“还有张自忠将军，以及为国捐躯的将士们。”幕僚们见状纷纷摘下军帽，神情严肃地看着将军将酒洒在地上。李百川醉了，大声地吟诵杜甫的《闻官军收复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将军，重庆急电。”机要秘书姚警尘送上一封电文：“任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为第六战区总受降官，处理华中地区日军受降事宜。”

　　“郭参谋长，通知战区各部将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受降事宜；参谋处由谢士炎（地下党员）处长负责，迅速拿出受降方案，交际处对‘三人小组’妥为接待……将军胸有成竹，口头下达一系列命令，一直忙到深夜，又巡视了一遍军营，打了一套太极拳，方才安歇。此时，已是子夜时分。

　　次日，地方政府方方面面前来祝贺，慰劳，将军精神爽朗。不厌其烦地一一会晤，几乎都是以书法作品相赠，中午一过，也许是疲惫已甚，也许是第六感觉，非常烦躁，凡来人赠字均由李百川代笔。下午3点多，夫人李定荫突然从西安打来电话，将军拿起电话听到夫人抽抽泣泣地说：“妈刚走了，临走时还不断念叨你的名字。”将军霎时如五雷轰顶，眼泪刷地从刚毅的脸颊上流下来，几乎泣不成声。他想起赴武汉途中辞别慈颜的承诺：“等抗战胜利我就回家，终日待在你的膝下。”如今胜利了，母子却天各一方，将军怎能不悲痛欲绝。

　　“瑞琦，立马向重庆发电，请假奔丧。”临近晚饭时，蒋介石回电云：“孙太夫人病逝，不胜哀痛，丧事由祝（绍周）、胡（宗南）妥为料理，君当以国事为重，妥理受降事宜。”

　　李百川知道将军是大忠大孝之辈，马上吩咐在长官部搭起灵堂，将军长袍素衣，在慈母灵堂前三拜九叩。幕僚们也仿效将军，佩戴黑纱，以示悼念。

　　忙到深夜，将军将秘书长连瑞琦留下，语气和蔼：“乡党，在重庆周公交待三件事，第一件照料叶挺将军的事做好了；第二件事不与中共游击队发生冲突，就烦你巧为处理，另外，要照顾好“三人小组”的共产党代表，好在董必武先生刚参加国联会议回来，话好说些，借个机会，咱请董先生吃顿饭。”连瑞琦一一记在心中。

　　江城受降

　　第六战区长官部移至汉口上智中学，孙蔚如一行乘小火轮抵达江城，武汉各界敲锣打鼓，拎鱼带鸡，夹道欢迎。将军用浓重的陕西乡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武汉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今于沦陷七年后，在一片胜利欢迎中，我们回到这光荣的历史的重镇，自然百感交集，自然是无上兴奋……回想到一世纪以来的国耻，五十年革命的历史，八年抗战的记录，益觉今天胜利之可贵。胜利既得来非易，我们自应小心翼翼地去保持。胜利犹若一朵自由之花，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悉心地卫护、浇灌，使之结成幸福之果……”

　　孙蔚如将军把受降时间定在9月18日的“国耻纪念日”，意在洗雪国耻。

　　受降是个仪式，实际内容早已从8月下旬进行，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按照进军路线如期到达，数千份通牒文告源源不断地送达日军将领冈部直三郎手中。然而，日军中一些死硬派军人，自行毁坏火炮，破坏机场，甚至鼓动汉奸成立武汉治安联军；日伪合组的工、商、农、矿及银行机构，隐藏情报，拍卖物资、设备，一些贪图小利的不肖之徒密与勾结，或藏匿不报，或廉价收购。将军接到谍报人员的情报，战区司令部连发两份备忘录给冈部直三郎，警告冈部必须严厉查禁，不得违抗，并在报纸公开声明，凡举报日伪机构转移、破坏财产、设备、武器的市民，以实物价值的4％比例奖励举报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六战区的受降事宜，不到一月，就收到200多份举报情报。19天共接受了21万日军和9万伪军的投降，接收日、伪工厂、农场、仓库、银行近360多处。

　　随着受降日期的临近，孙蔚如越发显得忙碌，受降备忘录雪片似的递到侵华日军将领冈部直三郎手中，一切忙而不乱。孙蔚如经常是白天会客，晚上开会，忙得给人题字均由李百川代笔。

　　事多就偏偏出事。“三人小组”的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一行通过关卡时就被特务扣留。原来，蒋介石对“三人小组”制定了阴阳两个政策，明里电令“三人小组”事关和平大事，务必妥为招待，暗里要特务监视异党活动。孙蔚如听说董必武被拘留之事，不禁勃然大怒，厉声呵骂特务头子立即放人，并派连瑞琦将董必武、王震接到战区长官部，宴请中共代表，并指令警卫团长康朴严加保护“三人小组”的中共人员。

　　9月18日，这个民族切肤之痛的耻辱之日，终于洗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经过十四年的抗击、八年的血拚，中国人民终于靠自己力量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间所没有的伟大胜利。人们应该尽情举杯欢庆，今天已无日本兵踢踏的皮靴声，没有膏药旗的炫耀，没有侵略的枪声。

　　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悬挂着各种庆祝抗战胜利的大幅标语。一大清早，人们穿着节日的服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中正路（今解放大道）一带，中午时分，大街两旁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实在想看看在中国横行多年的侵略者投降时的丑态。是啊！从九一八事件到卢沟桥事变，中华儿女谁的心中不是沉重如石。今天的确是令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受降仪式设在中山公园的张公祠举行。这是一排平顶式房屋，它是武汉沦陷时伪武汉市长、张之洞之子张仁蠡为他祖先修建的，孙蔚如让副官徐鸿恩将“张公祠”三个字铲掉，换上孙蔚如书写的“受降堂”三个遒劲的大字。

　　从循礼门到桥口，大街两边一字排满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个个都是崭新的军服，崭新的武器，脸上神情严肃却又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

　　上午10时30分。侵占武汉达7年之久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参谋长中山武贞少将一行数人，在中国兵士严密监护下来到第六战区听取受降事宜。曾经不可一世、叫嚣三个月亡华的日本军阀此时毕恭毕敬，就连受降仪式的细节也格外注意。

　　下午3点，冈部直三郎带领在武汉的侵华日军将领，乘坐一辆插着小白旗的黑色轿车，在中国军队摩托车的押送下，缓缓驶过大街，沦陷7年饱受屈辱煎熬的武汉人民，眼里喷出愤怒的火光，年轻小伙攥紧拳头，不住喊“打”，担任外围警戒的中国士兵，尽量给群众说着好话，维持着受降秩序。冈部直三郎身材矮小，塌鼻梁下蓄着一小撮东洋胡子，全身戎装，右手扶着指挥刀，傲慢的神态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两个小眼睛四下张望，不小心踩到地上的小坑儿，身子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他身后的是参谋长中山武贞少将、福栖静岛大佐、冈田芳正大佐、清水勖之大佐。这时，守候在受降堂前的战区长官部少将副处长蒋霓志（地下党员）带着日本降将走进受降堂。

　　受降堂正中放着一长方形桌子，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正面挂着中国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两旁挂着中、美、苏、英各国国旗，孙蔚如将军一身戎装，佩戴上将领章，作为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坐在正中，紧挨他的两侧是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中将和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中共代表董必武、王震及美军顾问及我国高级将领88人分别坐在两侧。

　　受降仪式由孙蔚如将军主持。

　　冈部直三郎等4人走进厅堂，站在孙将军面前，立正，脱帽，敬礼，递上象征暴力、权力的指挥刀，中国将士看到这时，热泪涕下，欢声雷动。孙蔚如通过翻译向日军投降将领宣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内容均为日军解除武装、物资移交、俘虏集合等具体规定。“第一号作战令”宣读完毕，孙蔚如声如洪钟，命令冈部直三郎签字投降。冈部直三郎，这个在武汉三镇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战犯，耷拉着脑袋，神情呆滞，汗珠不停地从额上、脸上流下。听到命令有些发呆，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方走到桌台前，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队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孙蔚如将军在受降纪念碑用他那潇洒粗犷的草体写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是夜，江城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群众自发地拥上街游行，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喜庆的鞭炮。18岁的青年徐明庭压抑不住兴奋之情，步行到黄陂老家，将这喜讯告诉穷山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往事虽已久远，硝烟也已散尽。然而，9月18日的这一刻，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袁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