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教育名片？明骗！这样向舆论监督叫板

　　话题来由：

　　今年7月4日，新华社报道了浙江临海市多所中小学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惜背债几千万元甚至高达数亿元，竞相攀比迁建豪华校舍陷入困境的现象，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报道播发后，台州市委机关报《台州日报》等60多家媒体刊登了报道。临海群众争相传阅，许多百姓寄希望于舆论批评能引起重视，加以整改。然而，当地党委政府表现出的态度却让他们不

　　为反击批评报道 临海市统一布置舆论战〉进入

　　7月7日，在市里的统一布置下，《今日临海》（原《临海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刊登《教育，临海的一张名片———我市教育发展纪实》一文，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予以回应。当地电视台也挤出黄金时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针对市民的议论，不懈宣传临海教育的“辉煌成就”。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职教师说，这次新华社又派记者调查临海教育问题，当地政府得知后，当晚紧急部署，要求一些校长通知学校教职工，遇到记者采访时“不要乱说话”，“推说不知道”，并马上向上级报告，如果谁把临海学校的问题捅出去，就要“严肃处理”。

　　当地政府：“控负”　向舆论监督公开叫板

　　如此“控负”是在向舆论监督公开叫板 〉进入

　　新华社9月17日的一篇报道，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新名词：“控负”。“控负”的含义是“控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负面报道”。报道说，因为有些地方官员感觉“近年来舆论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大”，于是专门成立机构，主要任务是“控制负面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是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还是“以本地媒体对中央媒体”的公开对垒，其目的都是想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真相，把舆论监督消弭于无形，其结果，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说，“也许一时掩盖了自己脸上的灰尘和疮疤，却留下了更大的隐患，不仅会害了自己，而且会影响社会公正，甚至毒化社会风气”。

　　如此“控负”无异掩耳盗铃 〉进入

　　许多单位的宣传处长都描述过这样一个“潜规则”———一些领导评价本单位宣传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能否将本单位的负面报道控制到零。这一业绩评价的“潜规则”，犹如“紧箍咒”一般箍在一些宣传处长、新闻科长的头上，令他们对本单位的负面报道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惕。为了“控负”，他们常常“无可奉告”或干脆不接电话，甚至使用“拿不上台面”的手法……不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吸取经验教训，不真心修正错误，不从把自己工作做好这一源头上来防止负面事实的发生，光靠给自己的宣传部门下死命令，光靠“做好新闻单位的工作”，那么“控负”行为无疑是掩耳盗铃。

　　阻挠舆论监督徒劳无益〉进入

　　当前舆论监督之难，但凡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而舆论监督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批评对象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若批评事项涉及有关领导，则舆论监督就难上加难，舆论监督遭遇反弹的现象时有发生。被权力所左右的媒体的“舆论场”，与人民群众街谈巷议的“舆论场”，根本就没有重合的可能性，发展下去，只能被人民群众抛弃。拼凑舆论、钳制舆论，在古代尚遭到“道路以目”式反抗；于今，更不可能扑灭事实真相，也不可能遏制真相的流布，反使主事者落下笑柄。

　　媒体：舆论监督该如何才算“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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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当然应该负责任。但媒体究竟该对谁负责任，却是个更大的问题。通常而言，媒体的职责是沟通党政部门与普通群众的一座桥梁，这实际上意味着媒体既对“上”负责，同时也对“下”负责，我想，我们通常说的媒体负责任，应该是双向的负责任，而不仅是单向的惟上的负责任。

　　媒体怎样报道才是负责任 〉进入

　　刊载新华社的批评报道就是“不负责任”，那么在临海市某些领导的眼里，地方媒体怎样才是“负责任”呢？那无非是地方媒体不但自身不能对当地进行舆论监督，即便是中央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不能刊载，而必须进行过滤；也无非是地方媒体不能对事实、真相负责，也不能对老百姓负责，而只能对领导负责，即便领导的决策有误、不依法行政也要为其遮掩粉饰。显然，临海市某些领导的“媒体负责任观”，不过是让媒体失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长期以来，部分地方媒体在舆论监督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怪现状，那就是大篇幅的、尖锐的批评报道批评的都是外地的人与事，针对本地的几乎没有，即便有也都是些轻量级或次轻量级的，根本无关痛痒，这被人们称之为“远攻近交”。临海市的做法，无疑也在这种现象的笼罩之下——只要是批评报道，就不能登，国家级通讯社的通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