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凝固的音乐律动活力城市

　　本报记者 张素梅

　　“雕塑的参与性，是它的生命力”

　　黑川纪章说，城市应该像文学一样，在城市中漫步，应该能够阅读它，阅读它的历史，阅读它的意韵。

　　杨世昌说，阅读哈尔滨，或许就要从一个雕塑开始。

　　《老街余韵》，这个哈尔滨城市雕塑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将省雕塑家学会会长杨世昌的创作设计推向巅峰。殊不知，那时正是他最郁闷的时候。

　　这郁闷，来自于一个艺术家对自己视如生命的创作，因缺钱或其他原因，一次又一次被扼杀的痛苦。

　　杨世昌说，他的创作激情重新被点燃，来源于1999年《新晚报》为百年老街、为新千年所酝酿的一个计划。当时，无论是倡议者，还是创作者都没想到，由此趟出了一条城市建设的新路。

　　舆论倡导、政府协调、企业出资、市民投票、艺术家创作，成就了百年老街上的两座“全民”性雕塑———《老街余韵》和《都市旋律》。

　　前不久，哈尔滨市一些雕塑家曾对这两座雕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媒体首开全国之先河的创造力，他将政府、企业家、艺术家、群众联系在一起。变过去的被动报道，为现在的主动参与或组织一次城市建设，这是媒体功能的升华。”

　　一座雕塑的优劣，需要公众评说，需要历史检阅。

　　如今，人们亲切地把《老街余韵》叫作“铜马车”。

　　每当闲暇之余，杨世昌漫步在道里区西七道街，看到众多游人和孩子嬉戏于马车上，看到马车被游人抚摸得锃亮的铜色时，他常想，公众是否认同，“铜马车”是无须注释的一道标准。

　　杨世昌先后与哈报集团进行过四次雕塑合作。每一次的设计方案都是深思熟虑、呕心沥血，因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群众的投票评判。

　　《放飞和平》也不例外。孩子、鸽子、炮筒，本不相互兼融，但在他的手中幻化为一幅生动的和平图画，沧桑的历史感融化于天真的孩子对和平的希冀中，哀而不伤。

　　杨教授说，一位好的艺术家不仅要具有超人的创作灵感，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对城市肩负的一种历史责任。

　　杨教授说，对于哈尔滨，这座全国雕塑历史最为悠久，而今城雕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城市，他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每一次创作，都成为精品，都成为城市的风景。

　　“过去的雕塑，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的，人们必须仰视，由此在心里产生了距离感。”杨教授说，在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他强调现代雕塑语言———主题要鲜明，如《老街余韵》流淌着古朴的神韵，与百年老街风貌丝丝相扣；《放飞和平》与“抗战60周年”“九一八”相契合，又具有象征性。视觉效果要轻松欢快，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此外，台座要低，拉近与人的距离，让雕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市民愿意与它合影，可以接触它，甚至可以爬上去……一句话，雕塑要有参与性。

　　与历史相扣，与时代相扣，与群众的心灵相扣，这样的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哈尔滨的城市雕塑，有坚实的人文底蕴”

　　谈起哈尔滨城雕的历史，杨教授爱恨交加，感慨万千。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雕塑则是“凝固的舞蹈”，她们被称为一对姊妹艺术。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形成了同国内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异国情调，具备丰富的城市结构和高雅的风度。城市雕塑，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发展起来。

　　杨世昌对此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说，哈尔滨的童年时期，城市雕塑已早于上海、北京等地在城市建设中出现。

　　松花江边的《少女与球》、《北极熊》、《天使》等雕塑作品，是中国最早的园林雕塑。哈尔滨解放后竖立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碑”、“苏军烈士纪念碑”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3座纪念碑，给哈尔滨增添了浓厚的革命历史积淀。

　　抗击1957年特大洪水胜利后，“防洪纪念塔”的横空出世，市民们更直接地体味到这种雕塑语言强有力的冲击，它立体地纪录了城市的一段历史。

　　其后，松花江边《学步》、《跳水》、《少先队员》等一批精品，形成了全国唯一一个“沿江雕塑长廊”，显示了当年哈尔滨城雕的辉煌。

　　但在“文革”中，一些雕塑被定为“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毁灭性打击，只有“防洪纪念塔”、“天鹅”等零星幸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城市的发展，雕塑事业重新复苏。但由于哈尔滨发展相对滞后，与上海、北京、深圳、青岛、大连等城市相比，城市雕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落后了很多。昔日的“老大”徒剩一段可待追忆的历史。

　　据杨教授讲，哈尔滨现有300余座雕塑，其中三分之一相对较好，余下的雕塑都存在或主题不符、或手法粗制滥造、或材料不好，构成了“视觉污染”。

　　“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标尺，折射着城市的独特文化气质。它的好坏，直接考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高低和市民文明素养的优劣。”面对哈尔滨城雕的现状，杨世昌流露出深重的遗憾和尴尬。

　　杨教授认为，哈尔滨是一座非常适合放置雕塑的城市。她的城市建筑风格决定了它的接受能力非常广泛，无论是少数民族题材、还是带有“洋味”的题材、中华民族传统的题材都能包容。而哈尔滨市民对雕塑的认识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哈尔滨城雕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最近，杨世昌参加了哈尔滨城市雕塑布局规划会议，会上提出了城雕的总体规划和管理措施。杨教授也从中看到了城雕发展的希望。

　　据杨教授介绍，今后，见缝插针、私建滥造、各自为政的雕塑，将随着规划的出台而得以遏制。更要新建一批具有时代、地方特色的精品，决不允许模仿和照搬，要发展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品位的东西。

　　此外，原有的一些好的艺术精品将被修复，如江边水泥做的《跳水》、《学步》等，将用永久性材料铸铜或石料等重新制作。

　　杨教授坚信：有政府的决心，加上百姓的渴望、期待，哈尔滨的城雕将会很快走出目前的困惑。

　　“细数中外‘名雕’，往往击中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雕塑，因其高度的概括，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标志。

　　杨世昌教授的足迹遍布了中国许多城市及世界二十余个国家。他说，那些留给你深刻印记的雕塑，都有极强的震撼力，往往能击中人心深处最柔软的东西。

　　杨世昌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青岛的《五月的风》雕塑是为纪念“五四”运动而建的，创作于1997年，高30米，总重量达700吨。通体炫目的红色扯起一把旋转的火炬，把“五四”运动的精神在雕塑中展现，主题精神、地方特色、造型的现代感，使之成为中国近年来城市纪念性雕塑的大手笔。

　　大连的《百年足迹》，将百年来为城市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的脚印铜铸在地上，一直延伸到海边。其手法之新、规模之宏伟，为国内外所赞佩。

　　深圳市政府门前的《开荒牛》，是深圳的标志性雕塑。具有垦荒精神的牛拉着一个树根，象征着深圳由一个渔村变为国际经济大都市的历史步伐。

　　享誉海内外的甘肃兰州的《黄河母亲》雕塑，整体造型是一位神态娴雅的母亲侧卧黄河岸边，看护着怀抱中游泳的幼儿。作品以母亲的博大、坦荡、慈爱、端庄，象征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气度大方、不断创造新文明的时代精神，已成为兰州的形象性标志。

　　杨世昌说，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城雕应该是这个城市的记忆，体现这个城市与众不同又最有内涵的一面。但是，由于每个城市的个性不同，雕塑间没有可比性，因为人家城市的雕塑放在你的城市，并不符合你的地域风情。

　　除了标志性雕塑外，一些城市的一些雕塑小品也让人赞不绝口。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拉洋车》、《时空对话》、《剃头》等雕塑带有浓郁的“京味儿”，那个“小男孩”也不知被游人触摸了多少次，从他身上脱落的铜色就能看出大家对他有多么喜爱了。

　　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作品《下棋》与周围下棋的人相映成趣；在武汉江边公园的一个雕塑，几只憨态可掬的蚂蚁一下子使整个公园都生动起来，充满童趣。

　　“我们不能强求每座雕塑都要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如果仅仅能和周围环境有一种交融和对话，或者做一种调剂和补充也是很可爱的。”杨世昌对上述作品如此评价。

　　杨世昌说，放眼世界，不说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意大利的《狼孩》、丹麦的《美人鱼》等世所公认的名作，更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一公民”小于连的雕塑以撒尿姿式而闻名于天下，该雕像建于1619年，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古代西班牙入侵者在撤离布鲁塞尔时，欲用炸药炸毁城市。幸亏小男孩夜出撒尿，浇灭了导火线。小男孩成了民族英雄，也成了布鲁塞尔的标志。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耶稣像”，建在一座山顶上，是该城的制高点，张开的双臂敞开的模样酷似十字架，俯瞰着里约热内卢，宏伟的气势令人折服。

　　“一座好的雕塑可以作为该城市的‘文化名片’美名远扬、流芳百世。”杨世昌教授认为，哈尔滨，就缺少一座能代表哈尔滨百年历史、展望哈尔滨前景又具有现代感的标志性雕塑。有人说“防洪纪念塔”不错，但因其主题的局限性，不能成为哈尔滨的标志。

　　这是哈尔滨城市雕塑的“软

　　也许，人们不记得杨世昌是谁，不记得《老街余韵》是什么，但是人们记住了中央大街上的“铜马车”。

　　在杨世昌的眼里，雕塑必须具有个性，富有精神内涵；而参与性，则是一个现代雕塑家的追求。

　　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尽力去拉近雕塑与人的距离，让硬邦邦的石头或铸铜有一股亲民的人情味儿。

　　因此，当雕塑《放飞和平》在9月18日这个中秋佳节被掀开面纱的时候，杨世昌同样怀揣着一个冀望：让《放飞和平》与人们有很好的“交流”，与人们对和平的诉求产生共鸣。

　　杨世昌：1939年生。省雕塑家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从事雕塑创作和研究三十余年，创作雕塑及城市雕塑作品百余件，代表作《赫哲姑娘》、《冬网》。1999年与《新晚报》合作建设了《老街余韵》（“铜马车”）。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与哈报集团合作创作了雕塑《放飞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