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老报人再回滚龙沟旧址

　　▲老报人雷行

　　▲老报人曹国辉

　　本报记者 刘丽普/文 田瑞夫/图

　　60多年过去了，“晋察冀日报”的名字已成为历史，成为一个符号，当年在战火中办报的那群年轻人，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日前，数十位老报人相聚河北，召开晋察冀日报史学术研讨会，追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岁月，重走当年战斗、生活过的马兰村、滚龙沟……

　　9月12日下午，平山滚龙沟邓拓故居。82岁的陈英老人拿过扩音喇叭，自愿当起了讲解员。老报人们兴奋地回忆起当年这里的一草一木，回忆吃哪个水井的水，敌人来了从哪儿撤离……说着说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禁不住唱起了《晋察冀日报》报歌，是那么激动、兴奋与投入。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诞生于阜平，1938年4月改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解放前夕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成为《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作为抗日根据地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长期游击办报，被聂荣臻赞为“民族的号筒”，在中外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提到《晋察冀日报》，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游击办报。“1938年到1940年的游击办报，使报社在战火中受到考验，在敌人的围攻追击下，不仅出了铅印报，还大大增强了报社游击办报的信心和勇气。”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89岁的陈春森老人说，战时办报在人员编制上要分成两个梯队，即出报梯队和侦察梯队。出报梯队人人带武器(手榴弹)，既能在行军间隙写稿编稿，遭遇敌人时，又能武力对抗。侦察梯队侦察敌情，保卫报社的安全。记者在3000字内做文章，既是轻装化的铅印字盘的急需，也是通俗化用字范围内的新招。行军中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一期报纸。分区建立分印点，将印刷机分别埋藏在几个点上以备用……

　　今年87岁的雷行原是晋察冀日报的战地记者，他介绍，那时记者都会投手榴弹、会打枪，都学会了隐蔽自己，侦察地形、敌情，到了一个地方，先了解附近敌人的情况，敌人可能从哪里来，到时候将从哪里撤走等问题。

　　老报人们回忆说，1941年在平山滚龙沟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指导员谢荒田等5人被敌人发现了，很快就有飞机低空飞来向山头乱射。当时邓拓十分坚定沉着，严肃地对小组同志说：“情况很严重，大家要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敌人向这座山冲来，我们万一走不脱，就和他们拼，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就拉开它，和敌人同归于荆我和老谢有手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据统计，在《晋察冀日报》出版的10年多的时间里，报社的工作人员有38位同志牺牲在战斗中，17位同志病逝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

　　■七进七出铧子尖

　　此次相聚河北的老报人中，陈英与陈春森是一对共同见证了《晋察冀日报》风雨的患难夫妻。陈英老人介绍：“我在报社的那段时间，正是日军扫荡最残酷的一段时间。那时工作条件的艰苦，是我们现在难以想像的。可贵的是，在最艰苦、最恶劣的条件下，报社没有间断出报，竟有25天出23期报纸的经历。这一时期的‘七进七出铧子尖’也成为《晋察冀日报》办报史上的佳话。”

　　1941年8月24日，日军逼近《晋察冀日报》在滚龙沟的报社驻地，报社人员准备转移时，发现原计划向北到灵寿的山路被敌人截断了。邓拓与报社的其他人员一致认为，滚龙沟一带群众基础好，山沟交错，地形复杂，可以就地坚持出报。于是立刻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

　　“我们编辑组5人，当夜就爬上滚龙沟的北山。第二、第三天，各小组陆续回到滚龙沟，邓拓召开干部会议说，和边区首脑机关中断了联系，报社只有独立作战，在滚龙沟隐蔽下来，继续出报。”陈春森老人说。

　　从1941年9月6日开始，隐蔽出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排字印刷离开了沟底大道，改到滚龙沟南沟的铧子尖小山庄。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十分隐蔽。因为只有两间小平房，根本住不下报社的几个工人，只能把轻便铅印机安放在石头围成的牛圈里，负责印刷的工作人员挤在只有几平方米的牛圈里印报。

　　当时，敌人就驻在5公里外的临时据点陈家院，随时出动搜山。一有敌情，报社的工作人员就把印报机和铅字埋起来，敌人走了，再挖出来接着印报。就这样，7次埋下机器，又7次挖出来印报，后来人们称为”七进七出铧子尖”。

　　■八匹骡子办报

　　《抗敌报》初创时，用的是原始的油印机，稍后改为石印机。1938年4月起，邓拓千方百计从外地弄来几部铅印机和一些铅字。当时，铅字不够用，报社又没有铸字机和字模，邓拓就发动工人自力更生，想法制出铅字。为解决夜晚排印报纸照明问题，邓拓发动工人用子弹壳塞上捻子，蘸上煤油，点着了比麻油灯还亮。就连印报的油墨，也是工人用老乡家的锅底烟灰制成的。

　　在游击办报时期，要求报社记者在3000字内做文章的同时，为便于轻装转移，铸字和排字工人将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可卸的轻便字架。印刷工牛步峰、孟广印等把笨重的石印机几经改造，改成了用枣木制成的轻便木质机，一头驮骡就可以拉走，拆卸开可以人背肩扛，装拆很方便。晋察冀日报的全部设备可用8匹骡子拉走。

　　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乔云霞说：“《晋察冀日报》从发行几千份到几万份，编辑部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竟然连一个固定的‘家’都没有，全部设备用8匹骡子拉走，‘八匹骡子办报’真是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晋察冀日报》在抗战中，不仅以游击办报闻名于世，她同时还出版发行书籍、刊物。”80岁的曹国辉是报社当年印刷厂工作人员，亲历了每一本书籍的出版过程。曹国辉说，在所有的出版物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直接根据延安的复写原稿排印的，毛泽东还在修改过的一份复写原稿上亲笔批示“送晋西北转五台山彭真同志指正，并有签名”。

　　曹国辉说，《论持久战》是报社以“七七出版社”的名字出版的第一本书。从1938年到1942年，报社出版发行各类书刊共180多种，110万册。

　　■说不完的记忆

　　金秋9月，数十位老报人相聚河北，沉浸在回忆中。记者发现，在每一位老报人的回忆中，都很难脱开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邓拓。邓拓忘我的工作热情、才学博深、为人谦和成为人们话语的内容。

　　陈英老人说，民间流传着“邓拓骑着马写稿”的说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在行军中经常构思、打腹稿，等一停下来马上写出来，他曾经一天写过3篇社论。”陈英老人说，不只是邓拓，当时报社的那群年轻人都很了不起，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还办出了那样高质量的报纸。“报纸办了10年，我们研究会研究了20多年了，还有很多‘富矿’值得研究、开发。”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告诉记者，小时候与父亲离多聚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随着对父亲所走道路的追寻，听着当年的老报人对父亲的讲述，她对父亲的理解也越来越深，也越发地敬佩父亲。

　　邓小岚说：“1995年从山东调到北京工作后，看到母亲丁一岚和晋察冀日报的同事们，都致力于那段历史的研究和整理，我就帮着他们抄写稿件，输进电脑。后来看到这些80多岁的老人除吃饭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就索性加入进来，帮他们联系、跑腿，后来竟成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秘书长、副会长。”

　　邓小岚说，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感觉这里总有一种精神值得去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