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和“极”

　　古希腊有个“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最著名的推算之一，就是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

　　那个时候，宗教与科学还不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而这个学派便在直角三角形中找到了“崇拜”。这里，斜边是意味深长的，它不等于任何一条直角边，也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只有引入“平方”的概念时，上述完美等式才会出现。

　　时下，有关“美中欧大三角”的谈论已经不少，本文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三角形，其三边的微妙互动暗示了一个直角的存在。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个三角形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这三边是不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或可用于描述中国和美国，但却不适用于欧洲。后者只是一组国家的集合。其次，这三边不等量。中美太大，无论在人口或是面积上，都不是欧洲可以等量齐观的。

　　而这“不同”，便从根本上决定了欧洲在“大三角”中的“所处”与“自处”。先说所处，欧洲的立足只能是在中美之间，就像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它可以无限接近却不会等于任何一条直角边。

　　有人用“极”来描述这个世界———中国是东方的“极”，美国是西方的“极”，欧洲则是其间一种不甚清晰的存在。从地图上看，它宛若亚洲西向延伸的一个半岛，但却呈现出一种与后者迥乎不同的政治文化。这种文明触到彼岸的新大陆，便演化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美国”。

　　欧洲不是“极”。这与其说是所处的必然，不如说是自处的选择。“极”是对“不平”世界的表述，欧洲人却假设世界是“平的”。它是一个国家集合，但从未打算通过联邦制或其他方式组成新国家。也就是说，它志在以一种对等的姿态包容彼此独立的利益诉求。

　　欧洲的理念同样贯穿着它的对外政策。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它总要寻求某种协调，以照顾到三方的关切，亦即c2a2b2。若真有那么一天，利益无从协调，中美爆发结构性冲突，则欧洲会选择抽离和中立，而不是倒向任何一方。

　　很久以前，西方人就开始以几何学的方式推演并描述现实世界。这一传统渗透至当代国际关系学，产生了“极”和“三角”的概念。二战后，我们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一个紧张对峙的冷战时代。此后，美国似乎一极独大，而以中国为表征的东方一极也呼之欲出。但人类若不至重返无谓对峙的冷战，“第三极”就必须出现，以错开东西两极的正面交锋。

　　这时候，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发现了”伊斯兰，并演绎出一整套的“文明冲突论”。所谓“伊斯兰”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概念，从中东到车臣，从纽约到爪哇，但凡自称穆斯林的都可归入其中。这里，它是作为与“我们”相对的他者而存在。

　　“9·11”以后，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似乎成了对立于“进步”的那一极，针对它，美国在世界范围集合了一个“志愿同盟”，连续发动了两场战争。对“第三极”的假定，自有其聪明之处———“反恐”的旗号，有效地掩盖了华盛顿有关石油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意图。却不知，这种基于冲突的想象，事实上就否定了“外交”的可能，也带来了它的致命伤。

　　首先，这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其实，伊斯兰世界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地穆斯林有着迥异的诉求。“第三极”惘顾这一事实，无疑是令人恼怒的。

　　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尤其是美欧间空前的“断裂”。关于这一点，已是著述充栋，这里便不赘言。一句话，有关“极”的推演，在绕开一些陷阱的同时，也将美国和世界引入了另一个陷阱。

　　最近，《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出了本书，讲述了全球化所缔造的“扁平的世界”（书名）。假如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极”的立体求证，而是直角三角形的平面推演。

　　作为理论推演，“三角”当然也是抽象化了的，当它遭遇现实，会产生不少问题。比如，欧洲人在解禁对华军售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协调的困难，求不到斜边的值，以致态度变幻难测。但至少，这该是我们寄予希望之所在，因为只有在其中，“多赢”才成为结果。 （作者系葡萄牙驻北约代表。林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