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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化学战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0日04:46 光明网-光明日报

  日本化学战罪行研究课题组

  由于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审判过程中,日本军队践踏国际法,肆意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被掩盖偏护,长期来,日本拒不承认用毒气杀害过中国人民。但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化学战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中国实施化学战是日本的重要部署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通过在卢沟桥制造的武装冲突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后,就把在中国进行化学战作为重要的战争手段。27日,参谋总长载仁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各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直接就使用化学武器发布了至少15项命令。可见,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化学战的。

  日军大本营在下达使用化学武器命令的同时,也向在中国战场上各个师团都派遣了专业的化学部队,在华北派遣军和关东军中还派驻了化学实验部,这些专门的化学部队从1937年起开始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根据当时日本为进行化学战的准备而秘密成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记载,由于日本军队在作战中了解到当时中国军队并不具备化学战的能力,所以专门的化学部队在对作战日军进行化学战的培训后陆续撤回日本本土,而一般的作战部队均可实施化学作战。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如1938年的武汉作战,1940年的宜昌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第二种情况是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不过,战后中日两国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毒瓦斯的回忆相当多,中国方面的资料集中体现在名为《细菌战和毒气战》资料集中;日本方面的证言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出版的战犯回忆中也多有体现。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中国实施化学战的真相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所以日本军队竭力掩盖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的真相。日本军队为此颁布了一系列严格保守秘密的命令,如规定绝对“隐匿使用特种资材的任何意图和使用的其他证据”,“使用时尽量全部歼灭使用地区之敌,不能遗留证据”等等。甚至还要求各部队“在使用毒气的时候,对外宣传是使用烟幕”。

  但是,滔天的罪行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专门训练从事化学战军人的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就曾经汇集了大量的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作战的战例,在1942年编写了《中国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其他日军部队也对本部队进行的化学战提出过报告,如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编成的《进攻武汉时的化学战实施报告》等。这些战例与报告同时附有地图与大量的数据资料,是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的有力证据。1984年和1997年,日本的不二出版社相继两次将这些原件以复印形式公开,从而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毒气战资料》。

  关东军化学部是派往中国战场的化学实验部中最重要和最特殊的一支。它虽然是从属于关东军,但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化学战研究、训练机构在中国的支部。关东军化学部成立之后,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研制和训练就有了一个新的中心。陆军将该化学部同在日本的化学武器研究工作一体看待,规定由关东军的化学部承担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武器的实验和化学战的训练,特别是从事日本化学战的一切的实际准备工作。日本军队之所以在关东军内设立规模庞大的化学部,从技术上看,是为了研究化学武器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特别是寒冷的环境中的使用问题,从政治上看,则是与进攻苏联这一日本战略目标紧密联系的。关东军化学部曾主持了多次毒气实验,一种是在野外的毒气发射实验,主要目的是研究摸索在实战环境下如何使用化学武器,另一种是在实验室中,目的是研究各种毒剂的伤害效果。这两种实验都使用动物甚至活人作为实验物。所以,日本的化学战争与细菌战是一对兄弟“恶魔”。

  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军民知多少?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肆无忌惮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化学武器特别是毒气武器,杀害中国军民,劣迹斑驳,罪行累累。战后东京审判法庭的国际检察局提出的报告曾经指出,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共1312次;受到伤害的人数为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

  但是,这个数据是很不完全的。比如,在东京审判法庭的国际检察局提出的报告中,就没有把日军在敌后战场和八路军根据地的用毒情况统计进去。由于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对中国军民造成的伤亡主要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记载,加上中国方面当时关于化学战的知识不足,不能把所有受到化学武器伤害的情况都准确地记录下来,所以资料是很不充分的。而且,即使有所记载,对于化学武器的种类、数量等也语焉不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时,曾经就其罪行进行过调查,取得了大量新的证据。比如,《抗战八年来敌军用毒经过报告书》曾多处记载:“敌攻忻口不克时,亦曾借催泪性毒气,以奏突破之效”等等。1938年4月15日,日军在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在山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武乡西营惨案。他们大肆杀戮平民226人。当70多名百姓逃入一个山洞躲避时,“倭寇发觉后,不敢进去,竟将毒瓦斯注入,把他们熏死在里面。”近年来,根据各方面的资料重新进行了统计,可以认为: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造成了近十万人的直接伤亡。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调查和统计也是很不全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在日军用毒的代表性地区——山西省东南地区进行过调查,发现了许多以前的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的伤害情况。原因是当地的群众至今没有“化学武器”或“毒气武器”的概念,他们只能描述当时的情景,而他们所说的“臭弹”就是指化学武器。因此,如果就日本化学战的罪行和受害进行专门的调查的话,一定会取得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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