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读《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李根蟠

　　形成于20世纪初的、既继承又超越了传统考据学的“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起，并称中国20世纪史学的两大主流学派，它们的成就构成中国20世纪史学两项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新历史考证学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是20世纪史学史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对新历史考据学形成条件、学术内涵、时

　　一、系统全面，结构严谨。

　　本书对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发展的论述是以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考证名家为中心展开的，同时也兼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地区的相关学术活动。它不但系统翔实地介绍了新历史考证学最著名的代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和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还介绍了在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孟森、吕思勉、岑仲勉、钱穆和汤用彤。以上学者的主要学术活动在1949年以前，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历史考据学在1949年以前发展的基本情况。接着，本书又分别介绍了大陆学者徐旭生、陈梦家、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和台港学者劳榦、严耕望、饶宗颐、张光直的成就和贡献，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在1949以后，读者从中可以了解1949年以后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情形。上述考证名家的学术活动代表了20世纪中国历史考据学的主要成就和最高水平，以他们为中心进行论述，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成果，也有利于论述的具体和深入。本书还安排了专章全面分析20世纪历史考证学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内涵和时代特征进行阐释，这样就构成了完整而严密的结构，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波澜壮阔的发展。

　　二、翔实具体，内容厚实。

　　本书无论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形成条件的分析，或是对20世纪考证名家的评介，都不是徒托空言，而是“验之行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些述评的具体入微。每项研究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前人研究的基础如何，有哪些分歧和存在问题，该学者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成果的后续发展：它们如何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接受检验，获得证实或有所修正，当前又有哪些相关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些介绍的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简直就是简要的动态的专题学术史。这些介绍看似琐细，实际上很有用，不但使人们对该学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有具体的了解，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从中获得治学理论方法上的有益启示。

　　三、立意高远，分析精当。

　　本书作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考察新历史考据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分析了中国重视历史考据的悠久传统、尤其是乾嘉之学的兴盛为新历史考据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种子和土壤，而又因缘际会，获得时代提供的阳光雨露的滋养，遂催开了在史料利用、治史观念、考史方法上都达到更高层次的新历史考据学之花。这一理念贯穿于全书对每位新历史考据学代表人物的分析之中。作者指出，“融合中西学术之优点，不断开拓，勇于创新，是20世纪考证学家取得成功的共同经验，也是可敬的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这是作者研究20世纪历史考据学之后得出的对今后学术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最重要结论。该书的最后一章又集中从“扩大史料范围，发现新问题”，“推进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和“探求历史的深层认识”三个方面对新历史考据学作方法论层面的分析和阐析，从而对新历史考证学诸名家的理论方法及其得失做出进一步的评价。作者指出，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对立的关系，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在治史方法上是相通的，而又远远高于实证史学。同时，又用谭其骧、唐长孺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历史考据学家在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后，历史考据学继续获得发展，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