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后现代与反后现代思潮

　　唐逸

　　法国从来就是一个思潮涌动的国度。20世纪初期黑格尔主义取代新康德主义，瓦尔、克瓦雷、伊波里特和克瓦耶夫，皆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再阐释者。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多受马克思、祁克果乃至弗洛伊德的影响，强调精神、意识（不幸意识）、自由王国等主题。稍后的梅罗-朋蒂、巴塔伊、列维纳斯、拉康则作出更进一步的诠释，而转向自我-他者

　　此后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利奥塔发表《后现代处境》，尤其是左派竞选失败以后，在学院和知识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思想的源头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而结构主义这一术语则是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科布森提出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及于社会、人文、艺术各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罗兰·巴特、热内特等的文本批判，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阿尔都塞的政治思想，乃至拉康的精神分析研究，皆是。而后现代思潮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及。

　　结构主义反对实体和原子单元的认识观念，提供分析内在和外在结构关系的视野，这正是后现代思想的起点，即对实体形上学的扬弃。索绪尔的学说主张语言学家所搜集和描述的语音和符号只是言语，只是人说的话，外在的壳，而不是语言，即构成意义的内在的结构体系。意义并不来自符号指称的实体或客观实在，而是来自体系内部的关系，例如词的意义取决于与其他词的差异。交流与理解只是操作一系列符号的差异。推广到文化社会现象，则着眼于系统的约定性程序（如特定文化的图腾体系），这也是由符号的差异构成的系统。这种思想可以导出惊人的结论。文化是特定历史形成的约定，也就没有超越于个别文化的普遍价值。如果语言用法由封闭的符号体系构成，而用法便是我们的世界，那么实在、真理、客观的时空皆不存在了。这种观念，加上尼采的意志本体论和反理性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等影响，便构成了后现代思想的核心。它的矛头指向启蒙理性所建构的统一世界，包括普遍理性、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最终指向笛卡尔的意识主体（知识的奠基者）。

　　后现代思想家偏爱的主题之一便是从各自的视角，论证差异性、不一致性、普遍理性乃至知识的不可能性、主体的不确定性乃至主体的死亡。例如巴塔伊描述的主体，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自我，因为他/她不能在他者中认出我；拉康的主体是潜意识梦中的口误的我，永远找不到我，只有镜像；福柯质疑作为历史真实性的政治主体，以及构成文本真实性的作者主体；列维纳斯描述主体的赤裸性、易受伤害性，以此否定其确定性；德里达重点批判文本语言中在场的哲学主体；德略兹强调差异的正面意义以否定同一和主体的自我同一。如果知识的主体并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有知识与真理了。

　　后现代思想对近代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却并未建树决定性的哲学认识论。其真理论和主体论涵有双重标准。“真理不可能”这个全称陈述如果成立，则一切后续的理论构架便站不住脚，体系从内部遭到颠覆。如果认识的主体已经死亡，则此后这个理论的一切说法，皆不知由谁负责，也没有主体来验证它，既无真假，亦无意义。此种理论的弱点十分明显。人类赖以生存的种种前提和规则，皆与此相反。现代化进程并未终止，人类需要现代化是因为人类需要吃饭穿衣和生存发展，虽然将发展理解为扩张和穷奢极侈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成果仍然实实在在被人承认和享用，虽然崇拜物质和技术也走向反面。人类的世界仍然是有主体有你我他有甲方乙方有契约有交流有谈判有妥协有斗争的世界，虽然过分自信和自大狂妄同样走向反面。人类的知识或有缺陷，但认识是动态的过程，永无休止，也不会完成，人类赖以生存的恰恰是这永远缺残而又永远修补的知识，以及这永无确定而又永远在场的主体。这一切，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反后现代思潮的条件。

　　反后现代思潮没有后现代派那种领头人物和标准文本，也没有宣言式的鼓动性和虚无主义的破坏性，而是由一代新人在诸多学术领域的努力，传达了新时代的价值取向。1988年5-8月《论坛》（Ledebat）杂志刊出的系列论争性文章，以及戴寇姆和费希、赫诺等人的著作指出，后现代派非但没有解构黑格尔主义，反而成为历史命定论者，因为他们视后启蒙的形上学颠覆为命定而宣布历史的终结。这是超验的虚构。启蒙的历史理性固然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尼采的虚无，但托克维尔、贡斯当、费希特等人的思想指向未来。后现代理论没有事实和真理，只有复制和拼凑。而主体的消解引向权威和极权。

　　历史思潮的发展常呈钟摆式，在后现代思潮的颇富虚无主义反叛情绪的骚动之后，后后现代又回归理性、主体、公共话语和民主程序了。现代化并未告终，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未解决，后后现代对后现代的批判也并未完成。时代精神在变换，然而主体、知识、真理这些认识论问题始终处于西方思维的核心。明白此点极其重要。法国后现代思潮的矛头是指向法国的现代性确立者——笛卡尔的“我在”，即主体的确立。主体一旦确立，才可能去建树统一的世界、普遍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才有现代化。这是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继承和超越。然而现代性的局限也在这里。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一切领域树立统一的理性标准。迷信万能的启蒙理性曾经给人类带来主体的狂妄，宏大叙事，科技和市场崇拜，极权和对一切边缘与异类的压迫，乃至世界的分裂和世界大战。然而在充满叛逆情绪的20世纪60年代中成长的后现代思想家，凭借同样有限的理性工具（结构主义着眼于差异和关系的分析方法）以及同样的主体狂妄，便自信已经终结了历史、理性和主体，确乎是一种虚妄和误解。他们不过是笛卡尔的后代罢了。然而不能因此便忽略，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真实的学术建树。他们对现代性认识论的深刻审视，他们的哲学方法与策略，他们的理论对时尚的影响，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对后现代学术内涵的理解，决非一般描述便可毕事，而需要对其导出判断的过程，一步一步地缜密分析。后现代理论的成就与弱点皆在认识论领域，而我们却缺欠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我们似乎缺少那种在方法论层面上对主体、理性、知识、真理问题穷究诘问的本能与激情。其实如果有耐心，我们可以从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而避开其过犹不及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