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贱卖了吗？（焦点）

　　随着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和汇丰这些名字逐渐成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战略”或“财务”投资者，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步伐也渐行渐近。就在这个离2006年年底仅一年有余的时点上，关于“国有银行资产被贱卖”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并日显浩大之势。

　　在国有银行改制中，其实并不存在相关制度规则缺失、“黑箱操作给利益相关方”的

　　指责者不外乎基于两种考虑：第一，国有银行股权出售估价过低；第二，出售股权给战略投资者的总收益小于总成本。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不过前者更倾向于财务视角，即溢价如何确定；后者则基于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考量因素更繁多和全面。

　　先来看财务计算。3家境外投资者以36亿美元购进工行10%的股份，工行股权的溢价约在16%；而中行和建行出售股权的溢价分别约在10%和17%。由于是上市前入股，所以所谓溢价是针对净资产而言的。贱卖之意在于，这个溢价还不够高。

　　由于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公司治理架构存在缺陷、风险管理能力不强等等），对于溢价进行评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偏低，却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的计算，欧美银行的一级资本回报率（税前利润/一级资本）约在26%，其中花旗银行的数据更是高达33%；而中国内地银行业的一级资本回报率约在16%，注资后中行的一级资本回报率仅为9%（2004年）。

　　再来综合评估我们以这样的“溢价”获得了怎样的收益，尤其是这些收益中的哪些是我们所急于获得的，分别指向哪些“最短的短板”。

　　先来看一组“金融重镇”上海的数据。始于2004年，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储蓄存款呈下降趋势，至今年8月共计减少约25亿美元；恰恰在这个时段，外资银行的外汇存款却增加了近20亿美元。据报道，是具有竞争力的外汇结构产品引致了这场“存款搬家”。试想，如若中资银行能够推出同样吸引人的结构产品，辅以一样亲切的客户管理和强大的推广能力，“搬家”的存款也许就不会这么多。然而，中资银行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产品研发能力、全球配置资产组合的可能和客户服务能力。因此，我们只好寄望于“合资中行”、“合资建行”和“合资工行”能获得这些能力，尤其是在外资银行2006年年底即将全面获得人民币零售业务许可的急迫背景下。毋庸置疑，我们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存款的类似“大搬家”，而自行修炼提高的时间已经几乎没有了，我们只能希冀国际经验的注入。

　　长期以来，隐性负债一直是国际评级机构看弱中国国债评级的重要原因，而隐性负债中的最大一项就是中国银行业所堆积的不良资产。如若财政充裕，我们就无需对这些隐性负债担忧，而现实却非如此。为了处置占据GDP相当比重的不良资产，让银行业回复健康，冲销坏账的资本注入已成为不得已之策。而当国内资金不足时，有兴趣的国外资金就成了最佳选择，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开始推行8%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标准”、同时呆坏账需全额计提拨备的前提下。

　　最后，有银行业研究经验的学者会提到“银行特许权价值”这个问题。其含义是，在银行业的准入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由于垄断，银行特许权隐含了更大的收益。此言不错，然而，即将发生的故事将是，随着2006年底外资由有条件进入转为“符合条件的全面进入”，这个特许权其实正在冰释之中。如若外资银行可以进入，那中资为何没有自己的“国民待遇”？因此，不难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也会成为现实，而这些都将瓦解所谓“特许权价值”。另一个关节还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显示，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由于自由竞争推动，银行的贷款规模会大幅提高，这在另外一层含义上也将瓦解所谓“特许权价值”。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其他好处，诸如公司治理架构、现金管理技术、风险控制框架等等，我们就不赘述了。相信有了以上的分析框架，读者能够对成本和收益这个“跷跷板”两端的分量进行一个更为理性的评估。当然，我们也衷心希望国有银行在日后的谈判中能谈出一个“好价钱”。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华南新闻》 (2005年09月20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