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奥斯维辛”将建纪念馆

　　美军幸存士兵重访战俘营遗址，营内曾关押盟军战俘2000多人

　　战俘营遗留下来的大楼。在楼里住了几十年的居民大多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当年战俘营大楼的外观。

　　战俘营宿舍内景，盟军士兵就躺在这样的床上。

　　如今的大楼内墙壁斑驳，满目疮痍

　　受降仪式上站在麦克阿瑟身后的卫恩瑞特中将（前排左三）也曾被囚于奉天战俘营。

　　本报沈阳专电又一个“九·一八”纪念日，辽宁沈阳迎来了几位美国二战老兵及家人，这些老兵都是二战时日军奉天战俘营的幸存者，这一有“东方奥斯维辛”之称的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称，纪念馆原计划本月开馆，但沈阳文化局表示，因为进度原因开馆时间将推迟，具体日期未定。

　　纪念馆根据美军纪录片设计

　　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沈阳建立了一个专门用来关押日军从太平洋战场俘虏的美、英等国战俘的集中营，叫奉天战俘营，即日本人所称的“奉天俘虏收容所”，从1942年至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英等国士兵2000多人，战俘在此经受了死亡、疾并寒冷、饥饿和毒打，据战后统计，战俘死亡率超过40％。

　　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启动的，之前遗址上住着很多当地的住户。沈阳市政府出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用于居民搬迁工作。纪念馆的设计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副会长王鄂提供的日本投降时美军在战俘营拍摄的一部六分钟的纪录片。

　　现在留下来的两座营房，一座保持了原貌，另一座则将开设成博物馆。

　　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纪念馆原计划是在本月15日开幕的，但是要恢复原来的建筑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在工程上有所耽搁，所以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了。”

　　美军老战俘回忆死里逃生经历

　　不过总部在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以及当年曾经在这个战俘营生活过的一名美国老兵哈罗德·卡特和他的家人还是如期来到了沈阳。“本来还有很多人要来这里看看，有一位女士，她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关押过，所以她一心想来这里，因为时间的改动，这一次没能来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副会长王鄂对记者说。

　　当年曾经生活在战俘营的老战俘哈罗德·卡特在参观遗址之后认为“十分接近当时的样子”，但是“也有些地方不太一样”，比如说，围墙只剩下了一小段。

　　9月15日下午2点半，沈阳市文化局在“九·一八纪念馆”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老战俘卡特的叙述成了座谈会上的焦点。“有一次，我病得很重，日本人以为我已经死了，把我扔到死人堆里。但是战俘中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发现我在死人堆里动了一下，就这样，我又活了过来。”老卡特说。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向卡特一家人赠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当年战俘营的瓦砾和一块砖，这砖见证了卡特和他的战友们曾经经受的苦难。

　　■中心词

　　奉天战俘营

　　奉天战俘营遗址在沈阳大东区青光街沈阳中捷友谊厂一带，“二战”期间它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美军战俘营。从1942年至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士兵2000多人，其中盟军少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就有17名，最高为中将。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奉天战俘营战俘死亡率超过40％。因此，有学者称这里为“东方的奥斯维辛”。

　　■幸存者访谈

　　卡特：太痛苦了，我不愿意再去回忆

　　美国老兵哈罗德·卡特当年差一点就死在了尸体堆里。

　　新京报：能讲讲你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情况吗？哈罗德·卡特：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三年，当时战俘营有一个水流通过的洞，我们通过的时候也是从那个洞里钻过去。哦，当时我就住在这里，0580号，就是我当年的编号。我们每天都要被拉去工作。

　　新京报：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哈罗德·卡特：白天，我们在那里要工作12个小时。

　　在那12个小时之内，每个人要织完38米的帆布，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的话，就要继续工作。如果最后还是完不成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新京报：那是什么样的惩罚？哈罗德·卡特：被鞭打是经常的事情，即使是在零下20度的时候。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不愿意再去回忆。

　　新京报：当时日本人给你们吃什么？哈罗德·卡特：小碗的糙米饭，每天两顿。饥饿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平常的事情。

　　新京报：当时和中国人有来往吗？哈罗德·卡特：那是不允许的。但是时间久了，我们还是有些联系。当时的中国人非常不喜欢日本人，他们经常问我们：“你喜欢日本人吗？”他们都非常希望日本的军队赶快离开。

　　新京报：对于当时有过来往的中国人有什么回忆？哈罗德·卡特：我们和当时的中国工人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难忘。日本投降后，战俘们解放了，我走在大街上，碰到人就用英语和他们交谈，结果还真碰到了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是小河沿南满医院的一个医生。他把我邀请到他们家里，吃了三年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当时他的妈妈已经失明了，不能行动。我回到美国之后一直和这个医生保持着联系，但是后来中断了。我非常希望见到他或者他的家人。

　　■战俘生活

　　“活着的战俘每天都可以看到尸体”

　　在美国，很少有主流媒体会说到在沈阳曾经存在这样的一个战俘集中营，那些曾经关押在这里的老兵也很少说到他们曾经的岁月。但是现在有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战俘开始觉得：为什么不讲出来呢？据一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美国战俘跟我讲：当时生活在集中营中的每一个战俘看到日本人一定要鞠躬，否则就要遭到毒打。每天六点钟就要从集中营起床，到距离集中营三里的地方去做工。最凄惨的是很多人在冬天死掉了，但是因为天寒地冻不能下葬，死人就堆在草房里面，在大脚趾上挂一个牌子，下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到了第二年春天，土地开冻之后才能下葬。那些活着的战俘每天都可以看到尸体，这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我后来在美国的档案馆发现的资料中找到了印证的资料。

　　当时曾经有三名战俘受不了，跑掉了，跑到了内蒙古又被抓了回来。日本人把这三个战俘打得死去活来。日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附近做工的中国人聚集起来，让三个跑掉的战俘指认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地图。但是三个战俘都没有说话，他们在战俘营的门口被绑了一天一夜，被枪毙了。这是当年曾经在战俘营附近做过工的中国工人讲述的，我在美国的档案馆找到的只有这三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被日本人处理掉的文件，这样的讲述是对于当时历史的补充。

　　口述：王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常务副会长）

　　■背景

　　复建战俘营历时经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集中营美军战俘幸存者被美国接走。在特殊环境里，战俘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可谓是“生死之交”，回到美国后依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并且成立了“奉天盟军战俘营协会”。

　　1997年，“奉天盟军战俘营协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在华盛顿聚会，《文汇报》对此事做了报道。这篇报道马上被密切关注二战盟军战俘营遗址现状的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人员看到了，于是两个研究机构联系到了一起。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邓永泉告诉记者，当年他就曾经在战俘营的周围做工。战俘营解散之后，他一直关注战俘营，到后来开始致力于帮助市里做战俘营的复建工作。“从2000年11月开始，我们就有了复建战俘营的想法。当时我们通过会里的一位同志，他是国际陈香梅研究会的会长，把沈阳存在这样一个战俘营的消息发给了在美国的陈香梅女士，据说她曾经把我们的信递交到了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手里。”但是并没有回应。

　　实质性的进展还是在“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联系之后，那时候，一直搜集这方面材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常务副会长王鄂才知道“沈阳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而且还在，保存得相当完好。”2002年，王鄂第一次从美国回来，第一次看到了战俘营，营房、水塔，但是已经有很多居民在那里居住了。当时王鄂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遗迹，应该保护下来，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多人证、物证，令当年的日本侵略者无法回避当年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当时王鄂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学会的名义向沈阳市政府反映这一问题，但是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2003年他们又回来一次，王鄂带了两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美国战俘，那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探索栏目也一起来了，制作了一个长达六集的纪录片《战俘存亡录》。王鄂称，沈阳市政府得知还有当年的战俘存在之后比较重视。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 沈阳 记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