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用歌声在废墟上点燃援助教育的火焰(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1日15:40 公益时报

　　带着一把吉他来到北京的孙恒，用歌声为千百万进城务工者唱出了内心的渴望。而他与一群志愿者自发在废墟上为务工者子女修建的学校，更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公益意识的觉醒。

　　在废墟上点燃援助教育的火焰

　　虽然民工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如此恶劣，但他们应该拥有快乐和精神文化生活

　　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想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不但要劳动，我们还要放声去高唱自己的歌

　　我们没有很多钱投入，但望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我感到一种无比的豪迈，觉得自己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这个务工群体将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今天所做的事经过10年或20年以后，可能会看到它的历史意义

　　“我们手牵手，我们肩并肩，我们团结一心走向前。哦！穿越迷雾，穿越艰险，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这是一首为中国千百万进城务工者谱写的歌曲，创作者是同心试验学校的校长孙恒。8年前，孙恒辞去河南开封一所中学音乐教师的职务来到北京，身上只带着一把吉他。在一次特殊的演出中，他看到了工地民工生活环境的恶劣和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于是他创办了“打工青年艺术团”、推出了第一张为中国农民工发出呼声的唱片、组建了为民工维权和提供学习机会的“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还在一片废墟上创办了容纳300多名民工子弟的学校。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他点燃了援助教育的火焰？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同心试验学校，孙恒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专访。

　　用歌声为民工的精神“止渴”

　　记者：你来北京时一无所有，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为什么还会组建艺术团去工地演出？

　　孙恒：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在我当初的预料之中，到城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公益活动。我曾经怀着一种让生活过得好一些的梦想来到北京，但我感觉到，外来务工人员要融入这个城市非常艰难，因为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非常孤独，而且坐出租车也许会被黑车骗，找工作也许会被黑中介骗，找到工作也许会被拖欠工资，等等，包括找工作受歧视、不断上当受骗以及不公正对待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每个外来务工者面临的问题。

　　遇到这些问题以后，我在内心发出了疑问：我是否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当一个人感到很孤单时，能否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来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未来？

　　当时我在海淀区肖家河一所为民工子女开办的学校当音乐教师，那个社区里本地人只有4400多名，而外来务工人员达到20000多人。有些工棚里住着几十人，冬天没暖气，下班后没有任何娱乐，只到大街上转一下，有些人从垃圾堆里捡报纸看。干完一天沉重的活以后，难道他们不需要精神生活、不需要学习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为他们提供文化教育的地方？

　　当我感到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后，突然有一天我拿起了吉他唱歌时，发现这种方式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2001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大学生去天津科技大学募捐到了一些衣服、书籍去慰问建筑工地的民工，还演唱了表达他们务工艰辛的歌曲，民工都热烈鼓掌，脸上露出灿烂笑容。我突然感到，虽然民工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如此恶劣，但他们应该拥有快乐和精神文化生活。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商量后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白天工作，利用节假日排练节目，到工地给农民工演唱，后来大学生、学者等志愿者也陆续加入演出。

　　从文艺演出到为民工维权

　　记者：演出过程中遇到过困难吗？为什么后来会由文艺演出走向了为民工维权，并提供学习的机会？

　　孙恒：每次到工地演出后，常常有务工者围上来向我们倾诉老板拖欠工资、劳动权益受侵害却不知找谁来解决的困境。我们唱了一首“团结一心讨工钱”的歌曲，引起了民工的强烈共鸣，他们很激昂地一起唱起来。

　　工地的老板感到很惊慌和不满，阻挠演出，还把我们的演出队赶出去。有些民工非常欢迎我们去演出，但工地如果有拖欠工资现象，老板就会拒绝我们去。而且民工都处在沉重恶劣的劳动环境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来看演出。

　　这使我感到，仅仅为他们唱歌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于是我把务工者权益遭到侵害的事件编成了文艺作品。我们并不希望挑起冲突，而是想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让工友们明白我们现实的处境，提高维权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想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来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对这个群体的需求比较了解。

　　由于文艺演出还满足不了务工者对获取知识的渴望，我利用肖家河社区一所民工子女学校提供的一间教室，办起了务工者互助图书馆，还请来法律专家举办一些如何维权的讲座。

　　比如说有一位四川民工，从建筑工地的高架摔下来受伤后，老板只给了他少得可怜的300元赔偿，这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他找到我们述说后，我约了几个志愿者找到老板，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晚上12点钟，老板才赔了3000元。

　　在各方的支援下成长

　　后来一些务者工还想学电脑，我从一家公益机构募捐到几台旧电脑，请志愿者来维修安装，晚上到社区给农民工上课。第一期就有20多人免费得到了培训。一些人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不收钱，我不断解释说电脑是募捐来的，培训场所是无偿提供的，教学人员是由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第三期就爆满了。

　　这些活动刚开始并没有得到居委会的支持，但2003年中秋社区想搞大联欢，找到我们艺术团办节目。那天晚上看演出的居民和工友约有2000多人，演出带来的融洽气氛使居委会印象很深刻，他们请求我们用社区的场所组织文化活动。

　　有了居委会的支持和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文化需求，我发起成立了“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香港乐施会项目官员李昌平知道后感到很有意义，提供了几万元的资助购买音响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到工地、学校、宾馆、工厂、社区等地义务演出大约150场，让几万人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

　　千百万打工兄弟姐妹从农村来到城市，用自己的双手、血汗和智慧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可是精神文化生活却日益缺乏。为什么我们用辛勒的劳动建起了高楼大厦和桥梁，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唱？我们不但要劳动，我们还要放声去高唱自己的歌！

　　在废墟上建起学校

　　记者：从以文艺演出来唤起民工对生活的信心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到在一片废墟上创办民工子女学校，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种跨越对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与压力？

　　孙恒：据我们了解，每年有30多万孩子随着他们的父母务工进入北京，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第一代移民为什么能够忍受城市人难以想象的劳累、艰辛？就是希望他们的下一代有美好未来。良好的教育关系到这个希望能否实现。

　　但我们发现，来北京的孩子没能得到最基本的教育，而是在废品站的垃圾堆、木材厂的灰尘中乱爬。即使目前北京大约办起了300多所为民工子女提供教育的学校，但无论教学设施还是教师素质都比较差。有些孩子表面看起来进了学校，但究竟能学到什么知识却没人负责。所以我们要探索第二代移民的出路在哪里。

　　2005年5月开始奔波两个多月，我们找到了20世纪70年代皮村修建的小学。这所学校后来办起了工艺美术厂，厂子搬走后房子被废弃，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屋顶的瓦片掉在地上满是垃圾，野草有一人多高，有些墙裂开了随时可能倒塌。但我觉得修复后还可以当学校用，就和村领导达成协议，签订了20年的合同，每年支付租金5万多元。

　　我们找来70多个大学生志愿者一起清除垃圾，将危房拆除重建。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这片废墟上将同心试验学校建成。

　　修复学校的资金来自我们为务工者编写的歌曲。刚开始我们没想到要做唱片，只是刻成光盘让工友们去唱，去年京文唱片公司得知这件事，听了光盘很感动，说赔钱也把这些歌出版发行。他们把我们这些歌曲编成“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并签订了唱片发行合同。中国上亿的打工者，终于有了自己的唱片。

　　今年8月17日，我们在修复的学校举行了开学仪式，北师大后勤集团捐赠了1000个凳子，其他家具来自社会一些机构的捐助。我们没有很多钱投入，但望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我感到一种无比的豪迈，觉得自己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放暑假我们把孩子接到学校学唱歌搞文艺活动，许多家长被我们的热情和理想所感动，都愿意将孩子送到学校。我们第一学期招来包括学前班150名学生，不久还有另一家150多学生的民工学校要合并进来。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民工子女学校，白天教孩子，到了晚上又为社区的成年人提供法律、电脑、文艺方面的培训，还会请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给家长作培训。

　　记者：目前学校面临什么困难？

　　孙恒：费用的支出仍是我们面临的压力，急需外界资金的支持。学校规模达到300至400个学生，就能维持自我运转，因为维持一年运转大约需要15万元，开支主要来自租金和教师的工资，我们每月包吃住再付600元，现在还靠收学费维持。这些教师是几年来和我一起做志愿工作相识的，他们非常有理想和热情，团结大家并不是靠金钱，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志愿：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开辟一个新事业。

　　学校只解决了学生有学可上的问题，教学条件还非常不够。现在冬天快到了，急需要资金给学校安装锅炉取暖，有一家基金会答应给6万元的启动资金。

　　让他们与这个城市建立一种联系

　　记者：这样说来，你创办同心试验学校，是带有一种拯救他们命运的使命？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校，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着一种无人对他们教育负责的状况？

　　孙恒：拯救谈不上，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需要适合我们的教育。我们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及参与一些公益行动，从小培养他们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归宿感、认同感，而不是与世隔绝，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与这个城市建立一种联系。

　　因为，目前的体制决定了农村和城市孩子在接受教育上存在的差距。城市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拥有父母提供的收入和住房，进入公立学校后又能得到优越的教育资源，不仅更有机会跨进大学，还能出国留学，这是一种精英的教育模式。

　　但这些优势对于进城的农村孩子来说却不具有，甚至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去奋斗，他们中能够上大学的可能是极少数。如果这个庞大群体的农村孩子在城市得不到教育，走上社会又因素质低而无力应对严酷的竞争，与城市人的生活差距越来越拉大，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的教育提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学会如何自力更生，如初中毕业教他们学会一门技术。我们一方面要从心灵、精神上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培养他们学知识、学技术，让他们走上社会有能力去创造生活并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孙恒：我们的事还得靠自己来办，我也不知道今后这条路能走多远，理想支撑我要想办法去解决、去改善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

　　这个务工群体将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也许还看不到价值与意义，但经过10年或20年以后，可能会看到它的历史意义。

　　作者：张华侨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