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大师”说到“国学”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2日15:37 南方周末

　　宋志坚

　　“大师”这个称谓，如同其他称谓一样，早已因被人滥用而贬值。被称为“大师”的未必真是大师，真是大师的也未必就那么在乎是否被人称为“大师”。因此，对于李清与葛剑雄针锋相对争议的问题———季羡林是不是“国学大师”———我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倒是“大师”之前的那个词汇：国学。“国学”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到底什么叫“国学”，怕是先得弄清楚的。

葛剑雄先生说：“尽管对‘国学’的确切涵义目前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国学’的基本领域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学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具

体到季羡林头上，葛先生又认为：季先生“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因此，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就让他想起了前几年从北大听来的一则笑话：“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

季羡林先生研究涉及的领域，据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王杰教授近日对《科学时报》记者介绍时所说，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等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这一切暂且都不去说了。就说季先生“学梵文”与“研究古代印度”，其实也都与研究佛教密切相连。不知道葛剑雄先生有没有想过，佛教的传入，对于魏晋玄学，对于隋唐以及隋唐之后的道教和儒学都有很大影响，儒学玄学以及道教的研究都不能与佛教的研究相分离，儒学属于“国学”，这该是没有问题的，儒学之外的玄学与道教是否也属于“国学”？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很大区别，其本身是否也该在“国学”之列？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就无须“印度归咱们中国”；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只能说，葛氏对“国学”或“中国传统的学问”的理解尚有偏差。此类实际理解时的偏差，决不仅仅出现在葛先生的笔下。

在我看来，“国学”或“中国的传统的学问”，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动不居地发展着的，既有其源，也有其流。如果说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为源，那么，源之为源之时，其实仅仅是涓涓细流。因为不断有人注释有人阐述（不论是汉学宋学，今文经古文经，还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有人质疑有人驳难（不论是“问孔”“刺孟”的王充，“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还是“题孔子像于芝佛之院”的李贽），才汇成大江长河。

在我看来，“国学”或“中国的传统的学问”，又是在与“外邦”或“异族”文化的互相碰撞与交融中充实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开放的。如果说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它进入中国之后已逐渐成为本土化的中国佛教文化，那么，历史上曾被称为“外邦”或“异族”的中国众多少数民族，则也先后与汉族一起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季先生之“吐火罗文”研究，即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列）与汉族文化一起汇成了多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才使中国传统文化显得恢宏博大。

应该以这种发展的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国学”或“中国传统的学问”。要不，所谓“国学”，就会因为将众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排斥在外而狭化为“汉”学；还会因为将儒学之外的道教文化、佛家文化，以至于在“正统”的儒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那一类学者的学问一概排斥在外而再由“汉”学狭化为儒学，如此纯而又纯，所谓的“国学”，最终或许会萎缩为孔学。

如果仅仅是读经、祭孔，需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倡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