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过去的阴影：国家的责任（上）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2日15:38 南方周末

　　编者按：从本期开始，分两期推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历史学者瓦格纳撰写的长文。文章分析比较了西德和日本二战后面对他们各自的角色和责任的历史发展轨迹，指出两者的异同，以及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德国足以做日本效法的榜样，尤其深入叙述了西德战后直面犹太大屠杀、国格重建的艰难历程，指出，政治家一旦正心诚意担负起历史责任将产生重大的意外结果。这篇由德国学者撰写的严肃的长文，尽管有些论述我们未必同意，如“德日战后重建异同”中的一些叙述，但对我们思考二战的有关问题，是有独特参考价值的。

　　鲁道夫·瓦格纳

　　二次大战结束至今已经过了两个世代，但许多与德国、日本相关的议题仍然悬而未决。由于日本对自己过去角色的态度让亚洲社会的愤怒日益增加，某些人便指德国战后对邻邦的政策是值得日本效法的模范。在那些讨论中，“德国”、“日本”等都被人从其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中抽离并归纳出基本的要素。在论辩他们各自的角色与责任前，先对这些基本要素kk国家与社会kk进行探讨当有助益。一旦对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所了解，就可能作出有意义的比较了。

　　德日战后重建异同

凭着战后新获得的正当性，再加上新建制和新领袖，西德与日本不只以合理严肃的态度管理国内政治，还摆出家长式的姿态，要对社会提供所谓“从出生到死亡”的保障。日本和西德的做法大体上是把重点摆在和平经济发展，迅速创造可观的福利，从而让人民心甘情愿，不再针对那些愿意服务新建制的旧公仆和官员，质疑其之前的思想和作为。

在这样的脉络之下，新国家得以追求外界所认为的“负责政治”，而不须让其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参与。战后日本和西德在政策上都追求和解，日本的做法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摆出极低姿态，对国际社会做具体贡献。德国除上述做法外，还努力补偿那些遭受损失和伤害的个人。这些补偿性活动甚至跨越冷战的疆界，分别进入了中欧、南欧、东欧等地。

有个明显区别至今仍存在。除了中、美同盟之外，尚无一个更大的架构可让日本在其中，找到一个和其国族主义及帝国主义过往，形成对比的正面身份。而西德则设法和曾被其占领的国家如法国结合成一个欧洲核心，其作用不单是提供一个更大市场的优势，更提供了一个让新一代德国人可以认同的架构，让他们得以自然而然且颇为自觉的和德国的国族主义过往分道扬镳。对于1950和1960年代生长于西德、且受过较良好教育的我们这一代而言，在碰到有关其认同的问题时，正常答案很明显的不是“德国”，而是“欧洲”。这一来，创造了一个宽广平台，让大家在国家和社会等所有层面进行正面交往；但日本没有这个平台。

两个国家在内部都推行一种政策，以防止当初和这两个国家的侵略立场挂钩的后继政党形成。在德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由基民党当政，为了确保右翼政党无法立足，该党开放门户吸纳右翼政党的主要选民，等吸收完毕之后，把这些人纳入自己的架构之中，然后透过法律程序把其余分子列为该查禁的纳粹组织。在左派方面，社民党也利用类似的手段对付比该党更左的团体。日本的主流政党从过去到现在也一直采行同样的政策。

在实践的层面，两国无疑都试图将自身重新塑造为值得其邻邦信赖的和平可靠伙伴，并且在和平化解世界紧张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正面因素。然而，在处理其过往的这个层面，两国却逐渐形成差别，其影响甚至让某些人觉得，德国足以做日本效法的榜样。

　　德国直面大屠杀遗绪的艰难历程

不管是德国或日本，都不曾就国格进行超越一般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积极和深入讨论。我是1960年在西德当时美国管辖区内的威斯巴登念完高中，当时学校教科书中的德国历史都是在1920年代晚期就告结束，纳粹时期和二次大战仿佛都不存在。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不曾出现一本由德国历史学者描写纳粹时期的历史著作，有关纳粹时期的文章也只有几篇发表在专门期刊，写这些文章的德国史家大体而言都很保守，他们很乐意的采取了“极权主义”理论范式来解释纳粹时期，认为这并非德国历史从路德到希特勒直线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二次大战期间弥漫欧洲的政治气氛使然。

第一本有关描写纳粹时期的历史著作系由美国记者William　Shirer执笔，书名是《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衰落》，1960年出版，德文翻译版1961年上市。有趣的是德国当时对本书的反应。Shirer书中采取的盟军在二战期间大力宣传的观点，即路德到希特勒系一脉相承的典范。英国著名史家崔罗普在评论本书时表示，他是从本书得知历史上惟一真正的德国政府是纳粹政府。在那个德国正努力要被美国接受为忠实可靠盟邦的时空环境中，这样的论述似乎代表了政治风波。正如英国书评谈这本书的教训：德国事实上不正是“我们这个时期对和平的最大危险”。这时的德国政府为防止即便只是边缘的纳粹团体发展组织，已经付出不少努力，对纳粹受害者则是竭尽所能的补偿，希望能使德国融入西欧的大环境，但也由于政府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紧张，德国总理艾德诺亲自谴责这本书是垃圾，随之则是一连串对本书的负面批评，声称本书的诞生来自对所有德国人的深沉憎恨。1950年代的德国公共领域原本只见刻意培养的沉闷气氛，因为这本书而呈现山雨欲来之势，从而唤醒了那些对德国在世界上地位无益的记忆。

然而在几年后，这一切都改变了。我记得那是1960年———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有天早上最高三个年级的所有同学突然被集合到大会堂，在大家就座之后，灯光暗下来，校方没有派人上台做介绍，就开始播放法国导演亚伦雷纳拍的纪录片《夜与雾》，这部31分钟的短片系描写大屠杀（holocaust），由一位幸存者担任旁白，配上Hans　Eisler的音乐，片中以当年在集中营所拍的黑白照片混杂拍摄集中营现址的彩色纪录片。包括我在内的在座所有年轻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些死亡工厂的历史及里面那些人的影像。校方没做背景说明就放映这样的影片给年轻人看，可见其不负责任和无奈，观众的反应则是各不相同，有人不可置信的瞪着银幕，有人把手紧紧蒙住眼睛，不敢再看任何画面，还有人哭着跑出去，尽管如此，这样的经验对我们了解德国、德国历史、战后的国家领导阶层和我们的学校课程确实有深刻影响。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到那时为止，纳粹时期德国被定调的特色就是侵略邻邦，而非官僚体系以工业化的手段灭绝一部分德国人口和一部分被占领国家的人口———这些人口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政治异议分子如共产党人及残障人士，因为种族、政治和优生学的各种原因而造成被消灭的正当理由。如今则把后者视为将纳粹时期定调的特色；这样的改变是内部和外部因素汇合而促成。内部因素是指战前或战争期间才刚出生的新一代，但这些人当年都太年轻，不可能直接参加纳粹政党或从军。到了1963年，这些新生代开始挑战还在掌权的老一辈；在德国文学协会的年会上，年轻的助理教授发表多篇论文，内中大量引述协会前辈———他们都在座———在1930年至1945年间所发表文章中使用的纳粹术语。类似的挑战在别的场合也可看到，大家不再缄默，而在战后掌权并领导战后重建的一辈则逐渐凋零。如今这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年轻人从过去的遗绪和眼前的迹象看出，未来法西斯思想和行为还是可能充斥德国各个地方，于是这些可能成为教师、记者或学者的年轻人越发觉得，他们有责任防止德国重蹈覆辙。

以抗议反对越战和呼吁激进社会改革的学生运动，进一步促成社会各部分从国家主宰下的贫瘠公共论坛解放。在国家这个层级，世代交替和情绪转变也造成重要的结果，先是社民党在1966年首度进入政府，后来终究让勃兰登在1969年当上总理。但国家权力机器的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在社民党眼中，容许任何独立超然的社会主张都等于开了一扇门，让黑暗的思想和“醉汉”不负责任的行为趁虚而入，势必导致国族运动和反犹运动的爆发，对德国的国际地位将造成巨大伤害。

德国总理勃兰登1970年跪在华沙贫民区受害者纪念碑的那一幕令人感动，这是勇敢的举动，理应被视为一种象征，象征德国面对了它曾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遗绪、以及它对邻国所造成的破坏，并且把这些行为当成道德上的负债。但在这同时，这也凸显了国家权力机器持续宣称它才是德国惟一合理且负责的行为人。即便在象征层面上，勃兰登这一跪也未试图要囊括代表德国社会的其他分子，例如学童甚或退伍军人。

要是有人以为这一跪未曾引发众怒，那未免天真，当时有人为此要求勃兰登辞职，还有人影射勃兰登缺乏德国爱国精神，因为他父亲是犹太人。但勃兰登这一跪确实象征德国国家机器开始在努力，其目标不单是要克服邻邦对受到德国入侵所产生的憎恨，更是要面对大屠杀也属于德国遗绪的这个事实。透过一个持续到今天的缓慢且令人不安的进程，我们看到德国国家的各个层级，从中央政府到村公所，都在公开且正式处理这份遗绪。今天各位如果到德国旅行，四处都可看到这样的迹象，例如在内卡河有个村落的犹太墓园经过装修后重新开张；海德斯汉市在1938年11月被烧掉的犹太教堂原址盖起一座纪念堂；海德堡大学1933年开除了一批犹太人教授，如今这些人的名字都被刻在校园主大楼入口悬挂的铜牌上；另外在柏林有大屠杀纪念碑和犹太博物馆，学校教科书对大屠杀有详细叙述，政府并积极在德国各地重新建立犹太社区。诸位如果检视这些纪念场所或活动场所的兴建日期，会发现大部分日期还很新，都在1990年以后。诸位如果检视发展出这些纪念堂、教科书和政策的过程，会发现低阶政府机关基本上是追随高阶国家机关的作为。

前面我主要是从德国内部的观点，来描述人们如何面对纳粹大屠杀的记忆。纳粹暴政的幸存者以及受害者的后裔，可以区分为多个群体，他们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战后的15年到20年间，他们时时以这段惨痛的记忆提醒世人，并迫使德国人面对不堪回首的过往。如果没有他们锲而不舍的抗议，并且广泛进行史实与文献研究，事态发展很可能迥然不同。不同的群体在分析历史、组织动员、发言强度上，也各有千秋。残障受害者没有什么人为他们发声；吉普赛人很难进入社会菁英阶层，因此声音也很微弱。犹太人受创最重，对牺牲者的厄运有强烈的感同身受，同时位居社会上层的犹太人也相当众多，并且建构出庞大的国际组织网络，因此他们能够进行包括研究工作与法庭诉讼在内的长期抗战。当年的死亡工厂，如今早已成为纳粹统治的表征，犹太人在这方面居功厥伟。（待续）

（作者系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