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的“一升一降”是不祥之兆

　　这两天，有两条和高校教师有关的新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其一是“高校教师”的工资已不动声色地在20年里涨了18倍，他们已经被税务系统界定为高收入个人，和“大款”、“大腕”等并列（9月13日新华网）；其二是教师的社会声望跌到了新的谷底，而“高校教师”跌得最狠，在包括幼师、小学和中学教师在内的序列里忝陪末座（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如何解读这“一升一降”的现象呢？我的结论也有两条：其一是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努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方面做得很出色；其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理想以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担当，忙于个人私利，热衷于充当权贵、富人的帮忙和帮闲的角色，在社会公众中完全丧失了道德权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理想消失了，热情消失了，只见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沉沦。

　　在知识界，按名气的大小，头衔的高低，拿不同等级出场费，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普遍现象。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根据特殊客户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服务：比如法学教授之于“黑老大”刘涌，经济学教授之于顾雏军，等等。

　　法学教授们到底是不是拿了刘涌的钱，这一点大家都想知道；坊间也一直在流传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们拿了顾的钱，包括出场费若干，每个字稿费若干，说的有鼻子有眼。如果没拿，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呢？如果拿了人家的钱，人家要怎样就怎样，也不求真理了，也不讲尊严了，这种行为方式，说句不中听的话，和人皆可夫的娼妓有什么两样呢？

　　对权贵和富人是这样的态度，但对下层民众，某些教授又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了。以宏观层面而论，他们很少去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甚至认为所谓“原始积累”的所有血污肮脏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被剥夺的民众有所不满时，他们又出来谆谆教导说，这是为了“改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个案而论，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王斌余的案件，网民们都在好奇地打听：法学家在哪里？其实有什么可好奇的呢？王斌余不可能像刘涌那样拍出巨额出场费，谁有闲心去给他制作什么“专家论证书”呢？

　　高校教师的这“一升一降”，在我看来，实在是个不祥之兆。孟子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国，就是靠“士”这个阶层联系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而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微不足道，联系上层和下层主要靠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精英，我担心这个阶层也因为堕落而消失，则国家堪虞，民族堪忧。郭松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