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虹：青春在烽火中燃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稿）

　　李强

　　人物小传

　　陈一虹，1921年生，广东东莞麻涌乡人。1938年离家奔赴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陕北公学政治助理员、华北联合大学社科院组织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党总支组织委员、平西地委巡视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馆长，1984年离休。

　　年逾八旬的陈老看上去精神很好。陈设简单的房内，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中摆放的一排排的诗词选。陈老说，诗词是他人生一大爱好，已经写了几十年了。他曾经和自己的长子———军旅作家咏慷共同出过一本诗集，叫《两代人诗词集》。从这部诗集当中，人们可以依稀看到陈老经历过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广州学医时接触到进步思想，偷着从家里跑出来，奔赴延安

　　记者：陈老，据了解，您的家境非常不错，当时是怎么走上抗战这条道路的呢？

　　陈一虹：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我家是地主，当时我舅父安排我到广州光汉中医学校学习。那个年月一般人都想找个稳定的工作，但后来我就不听舅父的了，不学中医，学革命去了。

　　当时广州大街上有卖进步书籍的，像《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以及其他的书，我都看了一些。除此之外，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当时中山大学有个学生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假期回到家乡东莞后，我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了麻涌乡抗日救亡工作团。

　　记者：那您又是怎么决定要去延安的呢？

　　陈一虹：我们这些革命青年，满腔热血啊！1938年，我和两个同志决定到延安去。我是偷着从家里跑出来的，我跟外婆说要到云南上学，她给了我一个金戒指，让我做路费。

　　当时，我们不敢公开说到延安去。从广州坐火车先到武汉，警察问我们到哪去，我就说到西南上学去；从武汉再坐火车，到了西安，然后我们3个人雇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走了3天，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

　　随陕北公学步行两千多里，转移敌后抗日

　　记者：可您在延安陕北公学呆了好像不到一年，就到了晋察冀边区。

　　陈一虹：1939年，中央决定，抗大和陕北公学都要到敌后去。这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啊！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之所以取得胜利，是从敌后搞起来的。

　　记者：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您还记得当时长途跋涉时的情景吗？

　　陈一虹：路很难走，从延安步行到晋察冀边区，有两千多里路！过黄河、过铁路、过太行山，走了两个多月。那时候两所学校好几千人，浩浩荡荡，由罗瑞卿率领，一般一天走五六十里，走一星期左右就休整一下，最多一次，一天走过120里。路上我们还招收学生，一路走来，队伍不断扩大。

　　记者：那120里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危险吗？

　　陈一虹：那120里路是我们过了同蒲铁路线之后的一天一夜走的，敌人追呀。当时同蒲路是封锁的，为了让我们安全通过，一个旅负责掩护我们，他们在我们到达铁路封锁线之前，破坏了一段铁路，然后派兵卡住两头，掩护我们过去。之后，部队就撤了，后来敌人发现了，就来追我们，但是我们已经上了山了。敌人只有步枪，没有炮，打不到我们。我们冲他们挥挥手，就继续前进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干瞪眼。

　　记者：当时在边区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

　　陈一虹：到达晋察冀边区后，陕公和其他的几所学校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因为敌人时常“扫荡”，当时的学校也没有什么非常固定的地点，实行军事化管理，一百多人编成一个队，一个队驻一个山村，一到上课时间，就到大树底下集合；遇到危险，就搬家，背个包就走了。抗战时期，学校就在阜平县和唐县两个地方的山沟里到处转，我们叫“游击办学”。

　　为了人民的幸福解放，不管有多少困难，也要坚持革命

　　记者：得知日本投降时，您正在干什么？

　　陈一虹：当时我正在党校学习，得知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但还来不及庆祝，就接到上级命令要去接管张家口。于是我们这批党校的干部马不停蹄就奔赴张家口了，那是我们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

　　记者：如今抗战胜利60年了，作为一名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您有些什么感受？

　　陈一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辉煌壮丽的一页。之所以取得胜利，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时候，粮食是靠群众供给的，部队也没有营房，都是住在群众家里的，兵源主要靠群众参军，一切都得靠群众。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因此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群众踊跃去当兵，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我自己的体会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干部，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和信念，这是决定性的。为了人民的幸福解放，不管有多少困难，也要坚持革命。

　　《人民日报》 (2005年09月2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