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事故中17名遇难矿工的尸骨未寒，桂阳县贵达煤矿竟然无视政府“停产令”，又引入资金大兴土木准备非法开采。该县矿区综合执法大队在对贵达煤矿执法过程中，也屡屡遭遇围攻、无果而终的“执法困局”（本报9月22日A2版）。在这起严重挑衅法律和政府权威的案件中，我们在对矿主的嚣张气焰感到愤怒之余，也看到了矿区“西西里化”和地方公共权力向黑恶势力“无奈”妥协与退让的可怕阴影。
在当下全国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煤炭因其暴利而被喻为“黑金”。煤矿成了中国“百万富翁”的摇篮，采矿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投资热点。马克思说：“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巨额利益诱惑下，矿主铤而走险、非法开采、无序竞争的冒险行为虽然难以避免，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资本在冒“非法开采”风险完成原始积累后，为了垄断利润，往往又与当地一些以收地盘费、保护费、了难费为生的“混混”、“马仔”等黑恶势力苟合，形成一股强大的黑社会势力，出现资本攀附黑社会组织的“西西里化”倾向（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因为黑社会一度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而闻名于世）。在一些煤矿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暴力组织占地为王，主宰着资源开采、利益分配，充当“地下法庭”，法律制度和政府权威被不断“软化”。桂阳综合执法大队在第一次执法中，矿主不到10分钟，便能召集100余名手持马刀和砍刀的青年人，足见当地黑恶势力组织化程度和“能耐”有多高。
而从该县两次执法活动“不得不被迫终止”和“为了不引起流血事件，执法再次搁浅”的结局中，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在执法中的尴尬：为了“保一方平安”和不被“一票否决”，政府执法往往回避直接冲突，而非法矿主却正好抓住政府这块“软肋”，组织黑恶势力或怂恿不明事理的矿工抵制政府执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政府执法不得不“无奈”妥协和“忍辱”退让，陷入“执法——抵制——执法”的困局中。同时，由于该县煤矿地处两县交界，各地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相互扯皮，也使执法效果大打折扣。政府执法的“软化”，又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使暴力抵抗成为一些非法矿主逃避政府执法的“法宝”。桂阳县煤矿治理遭遇“执法困局”事件，也许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当我们把煤矿治理的焦点对准“官煤勾结”的同时，不要忘了，还有一股疯狂的黑恶势力在作恶逍遥。打黑除恶，我们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