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朝向1980年代的时光旅行

　　■历史回望

　　1987年《读书》百月，丁聪画的一幅漫画。

　　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杂志。图为《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号。

　　1980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

　　沈昌文（《读书》杂志前任主编）

　　陈原的领导方式是“润物细无声”

　　陈原跟我有一种很默契的关系。文革时候，造反派要我揭发他，我压力很大，写了几张大字报，揭发他请我吃饭，劝我多读书。

　　他讲话就是不着痕迹，他是一个太高明的宣传家，点到为止看你自己领会。他要推荐我读什么书就说他自己正在看什么书。基本上他的想法我都能心领神会，总之是他正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惟一不能做到的是他喜欢贝多芬，我不知道贝多芬有什么好处。

　　有一次他发高烧，我去看他，去的时候他趴在地毯上，音箱里正在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把高烧的烦躁压下去。

　　老同志的思路都是“思想解放”

　　1980年代是我们碰到的一个幸运时代，领导总是说我们做得还不够，放得还不够开，《读书》杂志的几位老负责人陈原、范用等人尤其开明。范公是抗争派，陈原有一句名言：“《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我一直走的是陈原的路线，老革命中的激进派说他是“机会主义分子”，我学了他的“机会主义”的皮毛。但是，老同志的思路都是一致的，即“思想解放”。

　　在《读书》提出“读书无禁区”之时，我还在人民出版社，我知道《读书》这一炮惹翻了世界。我接触的第一炮是“人的哲学”。

　　1983年，一个叫李以洪的作者写了一篇《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我拿这篇文章去请示陈原，他说你看着办吧。我从1954年起就在陈原手下工作，对于他的想法我一般都能够心领神会。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一个有名的杂文家写了一篇《狗的月亮正在升起》声讨该文，现在这个人出版他的文集，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录进去。

　　1985年之前，《读书》是冲锋阶段，其中有一件事是“批评海关扣留图书”的风波，海关连裸体写生的艺术作品都要扣留。《读书》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之后，海关很愤怒，与我们打官司，但这个风波对以后图书进口有很大作用。

　　《读书》引起思潮影响比较大的是发表顾准的笔记。在那以后，我们开始讲究策略，我们讲情况、讲事实，不呼吁、不下结论，文章就比较稳妥。《读书》杂志在申请刊号时是叫“思想评论刊物”，但思想评论很难做，必须是《红旗》以及后来的《求是》。于是，我们把思路转到介绍外国的情况。引起风波比较大的是《第三次浪潮》，引起很大震动。“走向未来”丛书的很多编委都是《读书》的编辑，这套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5000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读书的思路是“睁眼看世界”，其中，冯亦代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老行家提醒我们，在引进新思潮的同时，必须注意西方旧的思潮，因为所有新思潮都是有来源的，而二战后很多西方思潮我们都没有介绍。

　　回忆在《读书》杂志写专栏

　　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1986年，我从哈佛大学回到国内不到一年，在一次会议上碰到《读书》的编辑，说希望我去见见他们老总，商讨一下为他们写稿的事情。我第一次到《读书》的编辑部，就感到老三联有邹韬奋的遗风。

　　沈昌文问我：“美国人的专栏是怎么回事？”我给他简单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美国《纽约时报》读书专刊。说他们将各个领域的专家召集起来，用年薪制的方式一下子把写手买断，这批人定期给他们每年写3到5篇讲述该领域内最前线信息的文章。沈公一听，立即眼睛发亮。

　　经过编辑部讨论，我开了《读书》的第一个专栏《哈佛读书札记》，当时是铅字印刷，还特意为这个专栏标题铸造了一个铁模子。

　　在这之后，《读书》相继开了数个专栏，虽然没有采取年薪制，但给我们付的稿费在当时算是极高的。

　　这些专栏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所知道的是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个宿舍的学生凑钱订阅《读书》，成立了专门的读书小组讨论《读书》上的文章，还曾经把讨论内容整理了给我邮寄过来，让我感觉离读者非常近。

　　《读书》也下了大力气做读者反馈的工作，他们会将读者的来信转给我。有趣的是，曾经有一位老先生，来信说他那个到了台湾的父亲与我的文笔一样，非说我是他的父亲，那一年其实我才38岁。

　　我建议沈公给海外的留学生邮寄《读书》杂志，后来，那些留学生回国都会到北京去看沈公，《读书》编辑部一度仿佛是海外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在北京的客栈。《读书》编辑部内部非常亲密，对作者也非常好，在我给《读书》写专栏的七八年内，他们带我去过北京很多一辈子也不会去的地方吃饭，沈公谓之“感情投资”，但我感觉很温暖。

　　本报记者刘晋锋

　　■时代背景

　　探寻1980年代文化生态链条

　　诗会：一个时代的开始

　　1979年，4月8日。北京八一湖畔聚集着上千人，围拢在一条红色的横幅前。人群没有一丝骚动，等待着，这是《今天》第一次露天诗会，场地中央没有讲台，只有一个圈子。

　　每个走进圈子中央的人，几乎都拿着一张稿纸，他们尽量用播音员的音调，把句子念得很激昂，每首诗都迎来热烈响应。这些朗诵者中，有一半不是作者。这是因为，《今天》的大多数诗人们以为，朗诵是一项专业技能，如果找不到播音员，也该找声音悦耳的人代替自己。

　　集会结束的时候，《今天》的两位创办者北岛和芒克随着人群离开八一湖。他们故意绕道而行，在穿过了几条胡同后，跑到位于昌平的北影学生宿舍，在陈凯歌的房间睡了一晚。那天诗会上，陈曾朗诵了北岛的一首诗。

　　陈凯歌与北岛是在北影的沙龙里结识的。这个位于太平胡同11号的沙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文化青年主要聚会场所之一。沙龙主人是池小宁，他的父亲池宁曾是北影厂总美术师，《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影片的美术指导，家中藏书颇丰。文革中，池小宁的父母相继去世。池家最早的访客包括，钟阿城钟星座兄弟，以及张宏年、艾轩等年轻画家，随后范围逐渐扩大，北岛、黄锐、王克平、顾城、陈凯歌等成为常客。1975年，狄源沧先生在太平胡同11号开设摄影讲座，参与者最多达几十人。门外成排自行车引人注目。北影派出所在得知这间房子的主人是两个孤儿后，才逐渐放松警惕。

　　1978年，摄影沙龙的成员们在太平胡同11号举办影展。此时，李晓斌和王志平正为四月影会首次影展四处征集照片。

　　听说这个影展直接找来，挑选了一些片子。池小宁等成为四月影会的成员。

　　文化沙龙以及星星美展

　　太平胡同11号只是上世纪70年代，北京众多文化沙龙中的一个。同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化沙龙，还有双子（鲁双琴）家的文化沙龙，刘索拉是那个沙龙的中心人物之一。

　　八一湖《今天》首次诗会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据《今天》的创办者芒克和黄锐回忆，这次诗会集中了当时北京几乎所有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早已成为80年代初形成的北京文化沙龙的中心人物，还有一部分在当时默默无闻，但不久后，却成为今后小说、美术或电影界的标志人物。

　　这次诗会不久，1979年，9月27日，以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为首的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心公园举行。展览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机构审批，展出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以西方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展览由于违规于第三日被禁，此后，星星的成员在十一期间组织了一次要求归还画作，恢复展览，要求艺术自由的情况说明。最终，画作得以归还，展览在11月重新举办，吸引了数万名观众。

　　这些只是“文化启蒙”链条的一部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今天》遭遇停刊，星星美展遭受批判。作为不能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事件，《今天》和星星美展在“正史”中遭受轻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对这两个事件近半年的采访中，笔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围绕在《今天》诗会和游行队伍周围的文化圈已经变得面目不清，许多当事人有意回避着自己的过去。例如，星星美展和《今天》的主要成员阿城便多次在电话里告诉我，谈论陈年往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借此拨乱反正。如星星美展和《今天》的创始人黄锐曾告诉我，中国当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批评家，栗宪庭、高明潞、巫鸿等对星星美展持不够客观的菲薄态度，他们认为85新潮才是新潮美术的开端事件。

　　事实上，《今天》和星星美展一直被排除在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著述中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开端事件之外。《今天》和星星美展的面目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至少说明，对《今天》和星星美展的评价，是受到某种价值取向的需求影响的。这种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文化圈的“生态演变”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情逐渐演变成，将一些看似鸡毛蒜皮，毫不相关的人和事件联系起来看待，并使之尽可能还原拼接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链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和星星美展无疑是这一链条的中心。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文化圈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一种独立的姿态。而这一特征实际上贯穿在85美术新潮、先锋实验戏剧、先锋实验文学等一系列构成上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启蒙事件之中。

　　从生态链条的角度，而不是简单地从时间的角度看，《今天》与星星美展并不是这一生态链条的开端。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外部环境实际还处于乍暖还寒阶段的一次发力的萌芽。

　　这一生态链的发轫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与张鹤慈、孙经武等人创立的X社，以及另一个诗歌团体野草诗社。

　　在信息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郭世英这类不太安分守己的高级干部子弟通过特权使一些“不能流传的知识和文化”流传到学校和文化圈中。郭世英的同学曹天予曾向我证实了他与郭一起持郭沫若购书证去内部书店选购图书的情景。在内部书店，可以找到后来影响了欧美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此时，曹所感兴趣的正是西马学派中，卢卡契的学说。而郭世英和张鹤慈等则对类似哈耶克之类的自由主义学说发生了兴趣。

　　上世纪70年代初，徐星在一位干部子弟的带领下进入了位于和平门的内部书店。在那里的书架上，他看到了直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只听那些常在地下沙龙里混的哥们说过，这是一本很牛逼的书。

　　郭世英的X社只存在了几个月时间，便被查处了。张鹤慈等被劳改，郭暂时休学，到农村劳动。文革中，郭被造反派关押，后坠楼而死。

　　郭世英也许是不安分的激进分子中的一员。另一些人成为将西方禁书传向社会的枢纽。文革前，除北京几所汇集了众多高干子弟的名牌大学外，三中，四中等汇集了众多高干子弟的重点中学也成为传播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窗口。

　　芒克、黄锐和多多都是北京三中的毕业生，而北岛则毕业于北京四中。

　　他们所接触的红色贵族多为文化名人子弟，有些则是外交官的孩子。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文化圈中，另一个不得不特书一笔的人物是彭刚。

　　这是一个启发了众多作家和画家的人。在北岛去年出版的散文集《失败之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写彭刚的。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能独立成篇的人物大多是对北岛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诗人，例如垮掉一代的金斯堡、盖瑞·施耐德和帕斯等。这从侧面反映了彭刚对北岛影响之深。

　　在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开端，彭刚也许是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诠释这一生态链条形成过程的人。如今，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也许比那些已经把名字刻在历史中的人，更能诠释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场景，至少是一个独特而不为人知的场景。

　　□张映光

　　此文献给正与癌症抗争的太平胡同11号主人池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