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陈冠中：那一代中的“他”

　　陈冠中

　　出生于上海，长大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

　　《我这一代香港人》陈冠中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

　　定价：75.00元

　　《我这一代香港人》是香港作家陈冠中最新的著作，在书中，陈冠中把像自己这样在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称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他们这代人在香港成长，人生经验在香港形成，也有机会主义的特点，有局限也有优点。而香港的那一代正如内地的这一代，经济在腾飞，年轻人有许多机会，那时的香港或许可以作为今天的内地的一个参照。

　　《新京报》：从编辑角度来看，感觉《我这一代香港人》有点怪，有些是比较长的时政评论，有些又是给媒体写的影评，为什么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陈冠中：香港出书主要是跟作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就变成很杂的一本书，很多人出的都是文集，不像内地一定要有主题。最近我想在台湾出一本有关城市主题的书，台湾和内地很像，出书都要有主题，而香港市场比较小，一部分读者通过读你的文章来认识你，出书等于是个副产品，所以读者跟作者不跟主题。

　　《新京报》：书中有很多关于城市建筑、文化的文字，不仅是关于香港的，还有和台湾、内地的比较，这是你最近在北京居住后的心得吗？陈冠中：来北京居住前，我只知道香港，因为一直生活在那里。后来我去美国留学、到内地、台湾都生活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理解到不同城市和社会的不同形态。

　　我觉得，台北最适合生活，从最旧的西区到最时髦的东区，可以一路穿越很多街道走过去，很多商店和行人都很有趣。到了北京，虽然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但是一个跟一个隔开，要坐车才能过去，所以我说北京就像“飞地”一样，你到一个地方只能办一件事。北京的建筑看上去都很高大、漂亮，这是一个适合朝拜的城市，但是生活的话，我没办法认同，我1992年来的时候，感觉还没有这么强烈。不过北京的文化积累也确实很丰厚，不管怎么改，还是华人城市中当然的文化中心，其他城市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没办法，我这样的文化人只能住在这里。

　　《新京报》：你创办《号外》时的口号就是“城市杂志”，你关注城市也是有远因的吧，当初创办《号外》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陈冠中：《号外》刚开始是学美国反主流文化的报纸。1974年前后，美国反主流文化还有嬉皮的余波，我注意到了一些反主流文化的报纸，现在的格林威治的《村声》就是代表。所以《号外》最早的五期是报纸形式的，双周报，可是上报摊的时候，一看是报纸，只摆了几天就拿下去了，发行不好，所以第六期就改成杂志形式出来了。当时真的没有想过能坚持多久，完全是出于对市场的无知，才出的这个杂志，开始卖得也不好，但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在看，还找到我们说办得好，也有人投资支持我们。

　　《新京报》：从反主流文化转变到当年的所谓“城市雅皮”、“创意族”等等，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变吗？陈冠中：是慢慢转变的，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号外》杂志越做越漂亮，内容也开始丰富，有时候一边谈结构主义，一边谈时装，完全是凭兴趣界定内容。这个杂志是两性的，对性别没有针对性。一开始广告效益也不好，但到80年代，也开始有变化。当时美国的雅皮潮流传到香港，做面向雅皮的商品的公司就找到广告公司，要在香港投放广告，广告商认为和我们的杂志定位比较吻合，所以我们的广告就多起来了。实际上，从1981年起，我就不具体负责内容了，每月去开一次会而已。我决定去做电影，之后又做文化产业，1992年到1994年公司派我来到北京，最早做《三联生活周刊》，请朱正琳、钱纲的正是我们公司，还做大地唱片，艾敬的《我的1997》就是我们发的，当时我们在音乐、电视、电影、传媒等领域都有涉及。然后我1994年去台湾工作了六年，2000年再次回到北京。

　　《新京报》：你最早的一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学术性比较强，出那本书有什么背景？陈冠中：上世纪70年代，我去波士顿大学学新闻学，波士顿有很多著名的左派教授，像吉登斯、奥佛、麦金太等，使我受到青年马克思主义吸引，大量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念完书后，我回到香港做英文记者、出杂志，同时也很关注这方面的学术动向。

　　当时香港还没人用书的形式介绍马克思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写书，到1981年自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这本书在当时的香港，是惟一一本从马克思本人开始，讲述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然后到法国的结构主义，再到拉康、德里达这些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书。但是这本书在香港没有什么人看，反倒是在台湾有地下流传，当时的台湾甚至都不能出现“马克思”三个字，所以就有人盗版我的书，把名字都改得乱七八糟的。

　　《新京报》：你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创办杂志、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谈绿色运动，我觉得主要因为香港是自由港，有获取信息的优势，可现在这种优势丧失了，北京追上来了。

　　陈冠中：香港确实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着信息优势，但没人利用这些信息，也浪费了一些机会。香港的商业、文化传统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很难改变。以前我回香港，很多人都只关心香港本地的问题，视野很狭窄，我跟他们说，这些问题相对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而内地这样大，写什么都有人看，也有新的潮流，非常有活力。

　　《新京报》：感觉你总是赶在潮流的前面，当潮流全面起来的时候，你又去关注其他的方面了。可是，你最终还是回归“写作”，好像绕了一圈。

　　陈冠中：是的，我觉得现在能教给别人的东西少了。1992年刚来内地时，我知道商业上应该如何运作，一下就能列出很多点，让人家去学，但现在内地发展这么快，我觉得没有什么差距了，所以决定在家写书。这两年我主要在北京写文章，很想写一些长点的文章。我以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写作，现在打算写一些有关城市建筑、媒体和文化方面的。因为我在香港、台北和内地都呆过，可能能提供一种带有反思性质的东西。以前可能是搬用一些理论，现在则比较融会贯通了。

　　《新京报》：相比你们1950年代的那一代香港人，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同？他们要和内地年轻人竞争的话，还有优势吗？陈冠中：大的区别可能是我们经历过香港贫困的阶段，而现在年轻人的成长环境要好得多。我们那时候虽然穷，但也不缺衣食，主要是有一些短缺的气氛，造成大家都拼命赚钱的心态。反过来看，我们的运气也很好，因为经历的是香港从穷到富的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很快，我们也有很多工作机会，但现在的香港，在金融、商业等行业竞争激烈，机会反倒比以前少了。香港的大学生要来内地就业也不容易，他们的普通话不如内地年轻人，再加上没有人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采写/本报记者 周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