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之死竟成学子救命稻草，谁之悲？

　　6月28日，18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查得高考分数，510分，远远超过所报学校昆明医学院。因家庭贫困，其母亲因担心交不起高额学费，于8月1日上吊自杀。在当地政府、交警的资助下，邓欣终于跨进了大学门槛。（见《新京报》9月22日）

　　母亲死了，这个被记者称之为极端事件的做法促使当地献出了爱心，邓欣终于跨进了大学门槛。但是我们无法面对邓欣的话语：“如果妈妈不死，我还能得到救助吗？最好别

　　邓欣的母亲何以走到如此决绝之路？因为“村里每年因为贫困放弃学业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的最终选择是外出打工挣钱。‘县里、乡里、村里都没办法资助他们，必须靠自己’”，从中可以看出，邓欣母亲的绝望早已埋下。近年来，为学费自杀的父母已经不是个例，正如人说“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不念是可惜，念是前途未卜”，“‘因教致贫’已成为横压在农村家长心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当“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个农民不吃不喝”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反问：谁让邓欣母亲做出了这种选择？

　　事实上，邓欣母亲的选择暴露了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和贫困子弟向上流动的困难，这自然就引起了如下问题：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何以如此狭窄？向上流动何以如此艰难？理性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对机会平等的认识。

　　笔者以为，现代社会的“机会平等”是每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进入各种社会领域，凭借其自身的能力按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竞争，从而获得其相应的社会资源或利益的权利。这就要做到平等地开放前途，即任何职位、任何前途对人们都不是封闭的，这意味着不以任何先定的、不可改变的标准（如种族、血统）来设置障碍；要做到才能大致相等的人能拥有大致同样的手段，或者说在起点上有大致相同的物质资源和客观条件来利用他们的机会，以实现他们的计划，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意味着排除社会的人为条件的束缚，甚至包括排除家庭的影响因素，使家境贫寒而有较高天资者亦能得到相应的补助；要做到不仅仅是有同样才能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大致有同样的手段、资源以实现他们的目的，但这还不是结果平等，不是终点平等，而仍然只是意味着不考虑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中天赋差别的因素；要做到给那些天赋最低者以最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手段，次低者以次优厚的条件和手段，依次类推，这意味着一种不仅不考虑，甚至还要努力弥补天赋差别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最有可能达到一种结果的平等、终点的平等。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笔者以为，母亲之死竟成学子救命稻草，拷问着社会对机会平等的认识，拷问着我们对正义的认识！否则，我们会面临更多的在利益表达渠道狭窄和向上流动困难时的绝望选择，因为他们没得选择！

　　(稿源：红网)

　　(作者：朱四倍)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