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几亿元图书与居陋室并不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文化书使”石汉基近日在香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捐几亿元图书与居陋室并不矛盾

　　记者　林亚茗　实习生　王玲

　　人物背景

　　记者认识石汉基大约有近十年了。每次见面，他总是谦和地微笑着，别人问什么就答什么，一点儿不会张扬。我们接触过他的父母——石景宜夫妇，他的兄弟，以及汉荣书局的店员们，发觉他们都有着相似的气质，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深藏着一股子认真和坚韧。

　　从1978年起，石景宜老先生为海峡两岸图书馆赠书300多万册，享有两岸“文化书使”之称。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作为第二代“文化书使”的石汉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为内地捐赠150多万册图书。

　　8月最热的一天，我们来到香港九龙的旺角，一走出地铁站，从一片五光十色的店铺当中，就见到“汉荣书局”简洁而醒目的招牌。

　　与鲍参翅肚相比，我更喜欢吃咸鱼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们的生意看来很红火。我们见到你太太也在站柜台，像普通营业员一样工作着。前两次来，你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也是这样。

　　石汉基(以下简称记):这是家族企业，人人都要亲手干。我太太她在门市，每天要工作9－11个小时。7－9月的暑假期间，是教科书和教辅书最旺销的季节。其他员工还有休息，而她这个老板娘就没一天放假。

　　记:那做你太太的女人是蛮苦命的。

　　石:(笑)她嫁给我时，就有心理准备了。何况我们都无例外，午饭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与同事吃盒饭，晚饭才回家吃。暑假期间，要做到晚上9时才放工吃饭。

　　记:这个铺面正在旺角地铁口，是人来人往的黄金地头。如果是经营其它行业恐怕比卖书赚钱吧？

　　石:有可能，它当年是用600万港元买入，现在价值超过一亿元。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铺面出租，坐着收钱，就省心省力多了。

　　记:经过35年的经营，汉荣书局成为了香港中学教科书的最大供应商，但铺面、办公室却是如此朴素。你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也就8平方米，被资料和设备占得满满的。那你们的住处有多大面积？

　　石:我们三兄弟都住在办公室楼上，每家一套50平方米大的屋，父母的那套就大一些。因为，全家三代14口人要在一起吃饭、看电视，得有一个宽敞的厅堂。

　　记:你一家人工作勤奋，捐了价值几亿港元的书给内地，在生活上却是这么简朴，听说你爸爸出入经常搭巴士。你们兄弟以及你们的太太对此就没有异议？

　　石:捐巨额图书与居陋室并不矛盾。我们一家人对生活的要求都与爸爸一致，那就是够住够吃就行了。肠胃对鲍参翅肚接受不了，我更喜欢吃咸鱼，当然还要有一些精致的小菜。

　　总是捐过就算了，没有去算功劳有多大

　　记:现在，许多内地富翁一下子暴富后，在精神上却仍旧十分穷困，这导致了他们沦落到奢靡淫乱的地步。所以有北京的报纸评论说，相比之下，香港富商石汉基、石国基兄弟值得大陆富翁们好好学习。

　　两个月前，你们兄弟又将价值500万元港币的9464册港台书籍，捐给广州大学城10所大学的图书馆。如果从你父亲石景宜先生自1978年开始向内地捐书算起，你们家一共捐了多少册书？

　　石:总数确实数不清、记不得了。过去没有用电脑，资料也没有存起来。而且，我们总是捐过就算了，没有去算这个功劳如何大。

　　记:倒是内地方面有统计，总共大约500万册，价值大约3亿港元。另外，佛山的石景宜、刘紫英文化艺术馆，也收藏他们老俩口所捐赠的字画近万幅，以及5万本文化艺术类的书籍。

　　石:差不多吧。我们今年的任务还很重，除了已经向广州、海南捐了书，10月还将向西北地区的100多个公共图书馆，还有北京的30个文化单位捐赠一共26万册图书。

　　记:你们捐书有什么针对性吗？

　　石:赠书是为了促进两岸三地文化交流，非为送书而送，所以在选书时就要看哪类最有用。比如，如果是给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就针对高中文化层次的读者，挑选通俗些的；如给大学的，就选科技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但从未送过电脑类的书，因为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从我们准备到与内地读者见面，大约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书往往已经过时。

　　记:地域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石:过去大部分是送广东，现侧重向西部送。那边相对封闭，需要多点外部的文化、信息。

　　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精力、体力

　　记:你父亲石景宜先生连续担任了第6－9届全国政协委员，你原先是广东省政协委员，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加上你弟弟石国基是广州市政协委员，你一家出了三位三级的委员，都提出过不少参政议政的提案。那石老先生如今退休后轻松了吗？

　　石:自从书局的业务渐渐用了电脑管理后，他就将管理工作交给我们，完全不再插手。他如今虽然已经89岁高龄了，但退而不休，还是全身心投入捐书工作。

　　记: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还有那么好的精力吗？只负责指挥指点吧！

　　石:不，是亲力亲为。他记忆力比我还好，比如所认识的中国上千位画家，他见到都记得是哪个省的、叫什么名字。他多年奔波，捱得辛劳，每天早上7时起床，9时开始工作，往往会干到晚上9－12点。他向各国、各地区的出版商索取书目，再从书目中寻找出所需书籍目录，由自己直接去购买，或邮购，或用电话去订购。他亲自一年几次去台湾选书，回来后要进行分类、包装。

　　记:捐书应该是随你们心愿和方便的，怎么会如此地赶呢？

　　石:父亲在中国内地欠了许多“书债”，结果我们被各地的需求和他的承诺追着。捐书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钱，要四处去采购、来了货要点算、然后要分类别按受赠单位，来装箱、写地址。

　　记:你们每一次捐赠都是多少万册来算，那需要多少人手来做这些具体工作？

　　石:一箱能装40－50本书，我们这次正准备赠送给西北的就有5000箱。这需要七八个人干上很多天。而且，这些事也不能由临时工来做。我们在暑假时也根本抽不出人做，要等书店淡季才可以。

　　记:我这才明白，这的确不仅是钱的问题，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体力。而且，我曾经去过你们捐书专用的书库，比你们一家的住宅面积还大7倍多。

　　我要负责赚钱，才能支撑捐书事业

　　记:你们送出书后，担不担心有多少能够发挥作用，会不会有人从中截留呢？

　　石:不需操这个心。因为，要书的人必然爱书，看书便开卷有益。不管怎么样，送健康的书对社会不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们就向受赠方说明，捐出后永不过问。

　　记:送书的这20多年，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石:没有。只是遇到过一点麻烦，就是曾有一段时间被要求送书时要交税，如果送价值2000万元的40万册书，可能要交300万元税，这一大笔钱又可以买很多书。有一批书因此在入境时被置放了2年，后来在朱镕基、李岚清等领导的关心下才予以免税放行。

　　记:我们知道，你爸爸最早是1945年在广州文德路开书店，1959年在香港又从摆书摊开始重新起家，你从小也帮爸爸推小车卖书。如今，你们发展到有三间公司。捐书是不是对你们的业务有很大促进？

　　石:直接的作用不大，因为汉荣的消费者是香港的大中学生。但是，我们因为要不断地赠书，就需要更大的财力支撑，这也就是我们开拓业务的动力。所以，从我27岁坐上这个总经理位子上以来，就常常提醒自己:要负责赚钱，才能支撑捐书事业。

　　记:你父亲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书店，你们兄弟接手后经营方式与父亲有哪些不同？

　　石:我们有包括了出版、零售、发行的3间公司，我负责总的行政管理，一个弟弟管理出版，一个弟弟负责货仓业务。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感觉到公司必须摆脱人手管理，业务才能发展，所以我自己不断地琢磨，并与专业技术员一起研究，开发了适合我们的管理系统。如今，电脑应用涵盖了整个公司业务。另外，从经营风格来说，父亲在创业时期更大胆，因为垮了可以重来；而我比较求稳，不愿冒风险而拖跨企业，有五、六十个员工及他们家人要靠它吃饭，还有我们的捐书事业都靠它的收入。

　　记:那前些年的金融风暴、经济低迷对你们的业务影响大吗？

　　石:影响不大，因为经济再低迷，孩子也是要上学的。加上铺面是我们自己所有，经营成本就低了许多。但目前倒是面临一个严峻形势:出生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仅为4万左右，比过去少一半，这就意味着学生会大幅减少，对汉荣未来的业务影响大，对我的压力也大。

　　不能因为情况不乐观，就什么都不做

　　记:你们在大陆和台湾都大规模地赠书，可为什么不同样在香港也捐书呢？

　　石:我们之所以捐书，主要是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图书交流有一定障碍，其次内地一些地方购书的经济条件也有限。而香港不存在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的书都可以看到。香港的问题是另一方面。

　　记:你是否指香港人对看书的劲头和层次不如内地和台湾？

　　石:(笑)是的。这里大多数人喜欢看杂志，尤其是图片多的，娱乐性强的。香港的杂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常让中国大陆的文化人看不懂，那些句子、语法、用词与正规的汉语书面语完全不同，掺杂着广东话和英文词。

　　记:你们具体能做什么？我刚才在你们店铺看到汉荣的宣传招贴，推荐、奖励青少年读介绍祖国的书。

　　石:是的。因为历史的原因，香港青少年一代对祖国的了解不多。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只有补上这一课，才有益于香港及这一代人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

　　记:你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谁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他的损失”。

　　石:所以，汉荣书局今年6月出版了一套书——《中国全方位透视丛书》，一共12册，分民族、文化、绘画、建筑、科技、人口、宗教、外交、国防等。这套书是五洲出版社授权，出印了7万本。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举办了这套书的阅读大赛及“优秀学生奖励计划”；同时，向香港和澳门所有中学、公共图书馆、大学都各捐赠了2套；另外，香港的立法局议员、司局长，以及印尼领事馆都送了，这样就一共送了几千套。

　　记:你们出的这类书不如通俗书热销，而且还大量赠送，有没有考虑过是否赚钱呢？

　　石:我们在出这些书时并未打算赚钱，只想要做好这件事。在港英管制时期，我父亲所经营的汉荣书局，就有意识地经营中文教科书，当时是卖一本亏一本，只有用其他方面的盈余作补贴。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

　　记:你们的观念与第三代的观念不一定一致。他们会不会接这个班？

　　石:不知道。我希望第三代理解我们。他们可以先到外面闯，将来也许会回来做。

　　图:

　　第二代”文化书使”石汉基先生在办公室接受采访。 李静睿　摄

　　第一代”文化书使”石景宜先生和家人在专用书库整理赠书。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