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国民教育舞在悬崖边上

　　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南方都市报》9月21日刊发《女生抓到不念书纸团后跳崖》一文，着实令人震惊。在这个似乎人人都可以宽容、塞责的“转型期”，贫困家庭的父母或孩子因为高昂的学费而“献身”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像杨英芳这样因为终于失去了上学机会而纵身跃下悬崖的，却是闻所未闻。

　　人之思维着实有趣，未有边界。读到这则新闻时，我首先想到的竟是狼牙山上以一当十的壮士，而今日那一路高昂的学费则多少有点像是日本鬼子。同样相似的是，当年几个被鬼子逼上狼牙山的战士最后纷纷跳下了山崖，有幸活下来的最后都追赶大部队去了；跳下悬崖的杨英芳同样死里逃生，她被挂在心地善良的树枝上。如果一切捐助顺利，她应该可以赶上大部队，我是说那些能够正常上学的同龄人。

　　透过这起“失学女生跳崖”事件，以下思考是必须的。

　　其一，中国教育舞在悬崖边上。

　　有关杨英芳的不幸事件中，几个关键词如“孩子”、“悬崖”让人不禁想起塞林格笔下的那篇不朽寓言:“我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孩子往悬崖这奔来，我就捉住他——孩子们都在狂奔，不知道自己在往哪跑，我得从一个地方出来捉住他们。我成天就做这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守望者》)

　　记得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久前感慨中国学费高昂，“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部长大人都如此“自诉其苦”，想来时下如火如荼的“教育产业化”、“百年教育，以钱为本”不止民怨沸腾，顺从民意的官怨似乎也开始抬头。

　　在我看来，过去中国精英式的大学教育，是块不大的麦田，它拥挤不堪，可能并不危险，因为人们比拼智力。然而，时至今日，这块麦田随着“教育产业化”与教育“圈地运动”迅速扩大，贫富分化彰显，原处于平地的麦田被高昂的学费抬高，成为悬浮于空中的一块高地，于是便有了那“混账的悬崖”。在一个有失公正、守望者缺失或失职的麦地里，为理想狂奔的孩子总是难免会掉下去。

　　其二，抓阄决定命运，上帝与政府位置混淆。

　　西谚有云，“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恺撒的归于恺撒”。杨英芳的不幸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还在这个时常让人忽略、一旦悲剧形成却又格外刺眼的“抓阄”之上。

　　在中国，人们遇到困难或艰难于抉择时，时常想到的便是抓阄。据新华社报道，早在2004年10月份，黑龙江省明水县有户农家由于贫寒的家庭无力支付读书的费用，农家3姐弟互相推让之后，决定用“抓阄”的办法决定谁辍学打工，供另两个人继续上学。

　　有人认为抓阄是最公平的，因为“纸阄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不平等的是，面对本该人人有份的公共教育，为什么只是贫弱人家的孩子参与抓阄？

　　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为决定谁该上学而举行抓阄——这穷人的游戏——本身就值得推敲。对于那不幸抓到“厄运”的孩子来说，他似乎只能抱怨上帝。然而，你该问的是人世间的过错，与命运之神何干？政府若不能实现公平教育，指望上帝显然是缘木求鱼。事实上，上帝从来就不会管贫穷人家是否有能力拥有一张书桌。如昆德拉所说，它甚至还幸灾乐祸，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在雅典时代有贝壳放逐，雅典公民在贝壳或陶片上写下自己认为应当放逐的人名。它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典人用它来制服任何有声望和权势的大人物，使他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特殊公民。与此不同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农家子弟以抓阄决定是否有权拥有心中的“远大前程”，将本该由国家或社会担负的责任交给了上帝或命运。

　　在此意义上说，从杨家人决定抓阄开始，我们的社会就受到了羞辱。它首先是我们以一种“反贝壳放逐”的方式放逐了一个贫弱者，对他们的生息从此不闻不问，然后是他们对自己最后的一点公民权利进行自我放逐。因为在任何一个讲究政府与公仆义务的社会，所有正在遭遇不幸或已被抛弃的公民都有权利伸张自己的正义。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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