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讨薪的悲情甚于讨薪杀人

　　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十几万元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全身面积近40％被烧伤，落下终身重度残疾（9月24日新京报）。

　　就在几天前，一个来自广西的农民工王斌余，因为讨薪无果，愤而持刀杀死4人，被

　　从讨薪杀人到自焚讨薪，是农民工无奈的抗争。是的，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的违法过激行为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受到伤害。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找包工头不给钱，找政府主管部门不管用，找维护法律尊严的法院又“远水难解近渴”，为讨薪杀人又是违法行为，自己没有那个胆量。无奈之下，只有拿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抗争：自焚可以使自己得到解脱，自焚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焚恐怕是他们无奈又“理智”的选择。

　　从讨薪杀人到自焚讨薪，折射弱势者权利的缺失。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农民工的地位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农民工作为弱势者，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更没有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社会地位。因此，在发生讨薪这类问题时，往往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这些本来素质就有限的农民工，为了自己的生存，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扭曲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导致讨薪杀人、自焚讨薪等极端事件的频频发生。在王斌余杀人事件中，他为了讨得工钱，先后找了劳动部门、法院，但这些部门都在踢皮球，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讨薪杀人到自焚讨薪，呼唤基层的行政作为。事实上，近年来，国家针对农民工讨薪的问题，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办法，但这些政策规定一到下面，便常常变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很少得到落实。试想，在王斌余一案中，如果用人单位的老板有一点良知，如果各级政府有一点作为，如果社会给他们一点生存的空间，悲剧能发生吗？ “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更是折射出农民工地位之低下、待遇之差、生活环境之恶劣。一个杀人犯在看守所中感慨的悲凉和无奈，多么令人振聋发聩。农民工以自焚这类极端的手段维权，在我们看来，其实比杀人更加让人为之感到辛酸。

　　(稿源：红网)

　　(作者：高君波)

　　(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