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二十年：云端归来

　　20多年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中国白领曾划过的绚丽、迷离的轨迹，再也不会重来。

　　改革开放之初，外企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紧接着有了外企的中国雇员。这个时间大致可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最早的白领人才基本等同于外语人才。在封闭30年后的中国，这种人才寥若晨星。除了自学成才者，像洪晃那样70年代的留美学生更是物以稀为贵。1984年，在成为职业出版人之前，洪晃留学归国，在一家美国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月薪800美金，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人民币。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从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建筑中进出的男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致一些80年代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1988年，《解放日报》登出第一则英文招聘启事，应聘者如云。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人在停薪留职的名头下，做出了在那会儿看起来仍属惊天动地的选择。当时外企员工的薪水普遍是体制内的5到10倍，文秘、司机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汇券。

　　北京外企人才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回忆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要想成为一个高薪白领，体制内的房子是最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很多夫妻双方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的“两栖家庭”。这时候，一些白领也开始张扬、炫耀，他们频繁光顾城内有数的几家西餐厅，把砖头般的“大哥大”放在桌上后，便开始夹杂着英文词的高谈阔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人事、社会保障、流动就业制度的不断松动，人们对体制外就业开始有信心了。1993年、1994年，外企进入快速膨胀阶段，大量民营第三产业中的雇员也加入了白领阵营。

　　1994年，宁静主演的电影《奥菲斯小姐》公映，白领社会声望的黄金时代到来。

　　在消费方面，90年代中后期开始，白领成为各种宣扬高消费的商业动机“围追堵截”的对象；时尚杂志、流行影视作品、流行文学合谋把白领塑造成“美好生活”的代言人。就在此时，白领内部分层加剧，中下层白领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进入2000年后，外企数量进一步增加，民营力量席卷包括文教、卫生等在内的各个领域，公务员涨薪，政府实际上成为白领的最大雇主，体制内外的界限变得模糊。一方面，白领的人数规模空前扩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职场，白领降薪寒潮骤至。在90年代白领神话中接受高等教育并初入职场的人认为自己并没过上想象中的白领生活，很多人称自己是伪白领。

　　正如洪晃所言，白领，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人员，一个勤恳且辛苦的阶层”，已由云端回到凡尘。白领“家常化”

　　“每天清晨，当我把蓝色的胸卡往衬衣左边的口袋一塞，骑上单车哐啷哐啷的时候，嘈杂声让全大院都知道，这个‘伪白领’又要上班去了。”一个在位于北京太平洋电脑大厦内的网络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描述一天的开始。

　　事实上，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承认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明显，这样的白领生活，并非他们曾经想要的。在从同一幢高档写字楼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们中间，月薪两三千的，认为挣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领，挣七八千的，认为挣一万以上才是白领，而挣一万以上的，则反过来认为那些挣两三千的才是白领。到底谁是白领？大家为什么对“白领”身份如此不自信？体制外的“先行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的描述，白领为非体力劳动的雇员。在美国，政府官员、银行职员、教师、推销员和办事员等都是白领的传统职业。然而这并非白领的中国含义。

　　“在中国，白领是一个活的概念：谁是白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前系主任谢遐龄回忆，他在做第一次关于“谁是白领”的调查时，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致否认自己是白领。谢遐龄认为，中国白领一开始就打上了体制外的烙印。虽然现在体制内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但这个烙印的影响依然深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杨河清认为，白领既是职业群体，也是社会阶层。低阶层的人有时用“白领”来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层人士却不承认白领也属于上层。

　　综合学界的几种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白领人群应大致满足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非体力劳动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较高收入的、多半是体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超常的压力重负

　　过去一提到白领，总是和体面、高级、风光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却用真实生活展现着另外的图景。

　　白领的平凡首先体现在收入上。白领的收入，尤其是作为庞大白领队伍基座的普通文员的薪水，已经与他们所谓体制内的对应者或者蓝领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上海白领俱乐部接纳会员的收入底线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7万至10万。中层白领靠贷款消费支撑着房屋、汽车等庞大的固定开销，而低层白领不仅自己存不下钱，还要依靠父母资助。

　　白领的生活图画更加家常化了。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为白领新的招牌形象。年轻白领通常花几百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种饭店固定时段的优惠券，名牌衣饰不打5折不买。

　　在这个年代，白领几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领表现出需要问医的心理疲劳症状，其中，“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被并列为首要工作压力来源。

　　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层，白领是最为温和的力量，在政策设计者们对下层弱势群体关爱和同情，又对特权阶层和巨富人群鲜有约管的情况下，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价值贬值名望下降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而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很快从“国家干部”转向了“城市白领”。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称，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蓝领、高级蓝领、普通白领、高级经理人在数量上组成了金字塔型结构。高级蓝领不发展，就很难养活足够的办公室人。高校大举扩招的结果，必然造成白领人才的贬值。

　　2002年，大学毕业生见习期结束后的正式月薪达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规模扩招后的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杨河清认为，现在的低工资，有点矫枉过正。高等人力资本投资过高，造成的社会压力，势必在方方面面显示出来。

　　也有人士认为，眼下白领的起薪虽低，但是提升快，而这是蓝领和农民工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白领的“家常化”也是市场化下的人力资源体系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表示。消失的“白领幻影”

　　1998年，吴菲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还在学校时，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风行一时，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叱咤商场的职业女丽人形象。临近毕业时，吴菲也渴望着能做一个小说中那样的OFFICE小姐。

　　后来，她顺利进入中关村一家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工作。这家企业是上市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在前两个年头，吴菲觉得自己当然是个白领。

　　上班后第一个月，她就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当时光入网费就1600元。她试图兑现时尚杂志上的白领做派：出门打的、置职业装、高档护肤品、还时不时地上饭店吃大餐。薪水月月花光自不必说，吴菲还曾做过一桩现在看起来近乎疯狂的事：1999年冬天，当时月薪2000多元的她，却花3000元买了一件羊绒大衣。

　　意气风发的白领心态，在入行两年后已经消失。五年后，吴菲跳槽。

　　2003年盛夏，当吴菲一身正装走进位于新闻大厦的新东家上班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同事们的着装比原来的公司随意了很多，有人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着短到几乎说不过去的热裤。此时，月薪7000元的吴菲虽依然常去大商场流连，但更多是在万通小商品市场、动物园服装市场等地，和学生、下岗女工们一起淘那些50块钱上下的裙子、10多块的T恤。

　　吴菲买过《格调》，看过话剧，练过瑜伽。所谓典型的白领文化生活，她都尝试过。但她承认，唱歌、看电视剧这些俗不可耐的爱好仍是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