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九年

　　进入60年代，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刘子久思想上波动最大的时期。多年的思想改造、信仰教育以及政府的照顾和特殊关怀，使子久先生具有强烈的服从心理和感恩意识。1958年，他画过《保证高炉吃饱吃好》、《万山丛中》等歌颂“大跃进”的作品，但紧接着他与家人也尝到了“节粮度荒”的苦头。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首先触及到艺术界，“毒草”的帽子一个接一个。山水画和花鸟画也开始受到冷落，在画展和报刊上明显减少。子久先生对之很是忧虑，但却从来不在同行中发表议论。一

　　当“文革”的风云无情地袭来的时候，子久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刘家大院”这座经历了200多个春秋的老宅，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在中兴胡同乃至西窑洼这个地方，没有比刘家大院更显眼的民宅了。

　　1966年8月的一天，不知从哪儿来的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刘家大院，径直朝刘子久的居室走来。进得门来不由分说，就把刘子久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他们认为刘子久家可能有很多“封、资、修”的东西和所谓“四旧”，可惜他们找遍了角角落落，却仍然毫无所获，唯一的发现就是成箱成柜的画稿。忽然一个戴着红袖标的学生拉开了一个抽屉，一看里面盛满了折扇，清一色的竹刻扇骨，展开都是精美的山水、花卉，那是子久先生多年的心血。那个红卫兵高声嚷道：“你们家以前是卖扇子的吗？”刘子久先生一言不发，拿起扇子便一件一件地撕了起来。撕后将碎片重重地扔在地上，这可以说是子久先生一生极少有过的发泄方式，其中有不情愿的屈从，更多的是无声的抗议。一生中所存的珍贵资料，名画、古董、整箱扇面，瞬时间化为乌有。一次没抄完，造反派竟然又二次去，将家中整箱衣服连同4000元存折全部抄走（后退回存折）。当红卫兵要抄墙上挂着《给军属拜年》等解放后作品时，子久夫人韩淑文耐心地对红卫兵讲，这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面的作品，你们不要乱拿。所庆幸的是虽然被查抄，但没有被批斗。这也许是与刘子久夫妇平时待人诚笃，不事张扬的个性与良好人缘有关吧。面对突如其来的这场运动，老人在似明白、似糊涂中度日，他常常在迷梦中，觉得自己坐在一条漂泊不定的船上，摇摇摆摆，一有浪击，就有人拉住自己双手，使忐忑不安的心稳定下来，惊醒发现，拉住自己这双手的人，不是别人，便是自己的贤妻韩淑文。

　　“文革”的九年，是他心路历程中最凄迷和暗淡的一段。在这九年当中，子久先生经历了精神疾苦和人事沧桑的羁绊，艺术灵感不断地涌动却无用武之地。尤其是疾病的折磨和衰老的体征，与多年来糖尿病的侵扰，以及不殚辛劳地创作、课徒和完成社会工作，使他已如快要耗尽能量的灯烛，难禁风摇雨欺。这时，偏偏又有学生和收藏者，带着先生早年的课徒画稿，请先生落款、盖章。先生虽然心中十分不悦，但还是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总想打起精神来，却无奈景况日下，生命的钟摆即将停止的征兆还是不可逆转地出现了……

　　1975年3月18日早晨，子久先生刚刚睡醒，抱着枕头从卧室往堂屋里走，迈门槛时摔倒在地，造成股骨骨折。本来慢性病就已缠了他多年，这一突如其来的创伤又导致并发症的出现，经抢救无效，于3月28日辞世，终年85岁。生前先生立下遗嘱，将家中所存遗作279件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粉碎“四人帮”以后，儿子刘祖泰专程从工作地兰州来到天津，与天津艺术博物馆办理了作品移交手续。